原题为：“相亲择偶：理性化场景中的情感社会行动”

相亲择偶作为一项社会行动，既是个体的“主体性”行动，即个体能够根据所处环境发挥能动性不断调整行动策略，又是一种结构内化的客观性行动，即个体行动方式受所处环境结构形塑，甚至内化后不被自我觉察。相亲择偶需要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发挥其行动主体性。进入择偶年龄段的青年，为拓展和获得相亲择偶机会而努力积累和维护社会关系，为提升自身竞争力而自我管理和调整。进入相亲阶段后，双方通过预期匹配、见面互动、相互抉择、情境打造等方式尝试建立亲密关系。在相亲后期，双方则通过培养感情、保留情面、维护形象等方式来确立恋爱关系或结束相亲关系。相亲能否成功并非单纯由双方的物质性、外在性等“硬件”决定，而是在“硬件”满足的基础上双方能否建立相互吸引、理解等亲密关系。营造青年良性择偶氛围，对于提升青年群体相亲择偶的成功率，缓解相亲过程中的负面心理影响十分必要。

一、问题提出

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自然增长率为-1.48‰。⁽¹⁾2023年我国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768.2万对，结婚率为5.4‰，比上年增长0.6个千分点，虽有所增长，但仍处于近5年来的低位。⁽²⁾新增人口和结婚率下降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结婚率持续低迷，从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我国人口再生产，人口深度老龄化趋势加剧^[1]，人口下降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层面的高度关注。化解这些问题的根本之策是加快青年群体婚恋生育进程，以增加结婚率和生育率。为此，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以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其中指出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的婚恋观、搭建多种形式的青年婚恋交友公益平台等方式以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等。⁽³⁾可以看出，破解青年群体择偶难、结婚难等问题是化解低结婚率、低人口增长率的关键一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化思维逐渐深入人心，人的情感也随之理性化、功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在当今社会，中国社会如同贝克、吉登斯等人描述的那样，进入了个体化状态，田毅鹏用“原子化”概念描述中国社会这种变迁趋势^[2]。关系转变与情感逻辑的变迁，直接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系，甚至使建立亲密、婚恋关系成了当前社会的一个难题。既有研究关注县城体制单身女青年婚恋难^[3]、婚恋咨询市场乱象^[4]、婚恋观异化^[5]等婚恋议题，亦有研究关注相亲角与青年择偶偏好^[6]、“相亲剧本杀”择偶^[7]、“云相亲”^[8]等议题。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婚恋择偶观及择偶方式等方面，鲜有研究关注具体择偶过程中的难点和障碍的分析。为此，本研究尝试聚焦城市青年相亲择偶的行动过程，分析其社会行动逻辑，从而为研究青年婚恋问题提供微观视角。

二、相亲择偶作为一项社会行动

相亲是一种传统的择偶社交活动，通常是指在父母、亲戚、朋友或专业媒人的安排下，两个单身的男女见面，以了解对方是否适合作为婚姻伴侣的择偶社会活动。相亲择偶作为一项社会行动，既受到择偶的一般规律的影响，又受到相亲双方的社会互动过程影响。为此，研究相亲择偶现象需要考虑其所涉及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多个层面间的互动，将其作为一项社会行动进行分析。

（一）需求驱动与择偶观对择偶行动的影响

择偶繁衍是人类基本需求之一，是一种“自驱性”行为，其驱动源主要有基因遗传需要和归属需要。演化学认为，任何普遍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以它目前的形式存在，是因为它一直有利于人类解决过去的生存或繁殖问题^[9]；归属需要是人类长期演化的产物，逐渐成为所有人共同的自然倾向^[10]。从性别需求差异来看，女性主要注重“资源潜力、社会地位、年龄、抱负和勤奋、可靠性和稳定性、智力、和谐共处、体型、力量与身材、良好的健康状况、爱、善良和承诺”等；男性则更注重“年轻（生育能力）”“美貌”。^[11]这些特征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基因遗传说”，即择选优质基因和足够资源保障后代养育，使得基因更好遗传。在具体的择偶过程中，戴维·巴斯把择偶采取的行动总结为性吸引策略，并采取如“慷慨与资源展示”“展示承诺”“展示体能”“吹嘘与自信”“改善外貌”“展示忠诚”“性信号”等具体行为。^[11]综上可知，人类的生存需要、基因遗传需要、归属需要的本能驱使和形塑择偶倾向。一方面，生存与遗传的驱动一定程度上具有“功利性”特征，且该特征具备跨文化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归属需要的本能则要求个体具有社会关系的处理能力，特别是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即个体在亲密关系中建立、维持和提升关系质量的能力。

婚恋价值观，指的是男女双方对恋爱、婚姻和性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包括对爱情本质、择友标准、恋爱道德、恋爱与婚姻关系、婚姻与道德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态度。[12]从现有研究来看，婚恋观主要呈现出“理性化”“物质化”倾向，男性择偶时更看重对方生理吸引力（如相貌、身材），而女性更看重对方的经济前景与承诺信息等。^[13-15]择偶过程中的“太理性”“太现实”，实则是指在个体化社会趋势的驱动下个体呈现出“理性化倾向”^[16]。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理性化”也成为婚恋的障碍，特别是在其转化为个体高期望时，容易造成婚配困难。高期望，即物欲过度膨胀、优先考虑个体需要，是在个人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也不愿意将就的行为结果。^[17]可以说，此类“高期望”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化”观念，成为择偶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婚恋观一方面影响具体择偶行动，另一方面亦会在行动过程中被择偶处境形塑和调适，进而改进择偶行动策略。

（二）相亲择偶：一项社会性行动

择偶行动是婚恋关系形成的前置行动，同样受到社会结构的形塑与影响。易洛斯指出：“浪漫爱情是经由社会关系塑造的，它们的流通方式并非自由和不受约束的，而是具有‘社会魔力’，蕴含和浓缩了现代性制度。”^[18]因此，从社会层面来看，亲密关系受到社会环境的约束，择偶行动是社会场域中的实践。相亲择偶是通过中间人或组织与择偶对象联系，在见面后培养感情以进入婚恋的过程。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择偶方式发生了变化。依靠传统社会关系的择偶方式逐渐消解，依赖次生社会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城市青年结识对象可选择面窄、可用途径少，借助自致强关系的他人介绍成为常用的择偶方式之一。^[19]换言之，获得择偶机会需要“主动出击”，同辈群体充当介绍人的比例上升。^[20]当然，除利用社会网络之外，仍有人选择通过互联网、婚介公司等新兴媒介途径去获得择偶机会。^[21]但技术网络的方式并未增加相亲择偶的效益，如当前微信相亲呈现出高度“流动性”的特征，技术的加速带来了高速流动的社会交往方式，加剧了人们在生活和情感上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格外渴望“安全的爱情”^[22]。或以休闲之名相亲的“相亲剧本杀”虽然带来短暂的积极情感体验，但青年人“兴趣相投”与“经济要求”并存的择偶需求，以及“加速认识”与“安全恋爱”拉扯的择偶焦虑，导致活动中的短暂欢愉和浅层情感联结难以发展为长远稳定的亲密关系，活动的相亲成功率并不高。^[7]简言之，上述相亲方式或消解建立亲密关系所需要的关心、关爱、理解和欣赏等情感元素，进而降低了相亲成功率。

上述研究表明，相亲择偶行动既受到个体心理层面的影响，又受到社会文化限制。相亲择偶行动是一项社会互动过程，其中用到的策略受着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如布迪厄在《单身者舞会》中提到青年农民在“单身者舞会”中的“风度”“身体姿态”、穿着、性情等身体习惯都是重要的社会标志，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象征^[23]，同时也是在长期的职业中形成的。当然，布迪厄重点阐述了婚姻是一种理性的交换行为，通过这种交换或者“游戏”，个人或者家庭努力再生产出某种对自己有利的生产关系。^[23]换言之，现实社会生活中青年的婚配模式不仅仅是青年个体主观愿望与追求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力量引导和制约的结果。个体择偶行动受到长期的实践习惯影响，而非短期习得的结果。

从择偶的驱动因素、择偶观以及相亲择偶行动的已有研究可知，当前相亲择偶是理性化场景的情感社会行动。但是，理性场景本身又会消解情感，制约相亲时亲密关系的建立。那么，如何在相亲择偶中超越以“现实化”“理性化”“物质化”为主的氛围影响，特别是突破这些氛围对行动的形塑和超越自我观念的障碍，成为他们提升择偶成功率的必修课。

（三）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既有研究仅从“择偶观”讨论择偶行动，忽略了择偶本身具有的情境性和互动性。这种情境性既受市场化、现代化的影响，同样受到地域文化、家庭文化（代际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建立亲密关系本身规律的影响，即择偶是亲密关系的预演和探索过程。因此，需要将相亲择偶过程置入微观现实互动和亲密关系规律中考量。

现有研究大多是以旁观者身份进行的研究，即通过质性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研究，鲜有“置身事内”对相亲择偶互动现场进行的研究。笔者以亲身经历和参与式观察方式积累素材，重点考察N市青年群体在相亲择偶过程中的行动体验。其中，笔者以相亲方式参与式观察30余人次，以滚雪球方式访谈15人次，参与2个以相亲为主的兴趣群组并参加相关活动。之所以选择工作相对稳定的青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经济条件相对稳定且能在城市立足，有利于排除经济条件对择偶的干扰，这样可以聚焦于相亲择偶互动过程的影响因素。

三、城市青年相亲择偶的具体行动过程分析

相亲行动是个体根据择偶社会环境开展的主体性行动，主要经历获取择偶机会、开展交往互动、结束相亲关系或进入婚恋关系等阶段。相亲行动既是个体的“主体性”行动，即个体能够根据所处环境发挥能动性不断调整行动策略，又是一种结构内化的客观性行动，即个体行动方式受所处环境结构形塑，甚至内化后不被自我觉察。

（一）择偶机会获取策略：关系储备与自我管理

1. 依赖朋辈择偶机会获取

城市社会逐步走向一种原子化、个体化，原有的地缘、血缘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效用逐渐下降。不同于县乡熟人社会，城市社会的择偶机会获取不再依托于地缘和血缘关系，而是大多依托于以工作为基础的“业缘”关系和以兴趣为基础的“趣缘”关系。因此，城市青年择偶机会的获取大多依靠学缘、业缘、趣缘等自致社会关系网络。^[22]为增加择偶机会，城市青年主要采取了拓展同辈社会关系、维护长辈社会关系的方式，进而增加被介绍机会。

拓展同质性相亲择偶机会。青年群体在选择择偶方式方面，更倾向于尝试拓展同质相亲圈层。本研究受访者大多通过主动发动社会关系网络的方式获得相亲机会，且大多是发动同龄朋友和同事介绍，以获得择偶相亲机会。受访者主要依赖五种关系：同学等朋辈、朋辈同事、长辈同事、原有家庭群体、偶遇及其他结识关系等，且倾向于选择同学、同事等同辈群体介绍。基于朋辈关系介绍的相亲对象具有年龄、职业、学历、收入相仿的特点，更符合青年人的择偶需求，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长辈介绍的则存在异质性强，职业、学历、生活习惯等相差较大等特点，后续交往概率不高。

礼节性拒绝异质性择偶来源。面对领导和长辈介绍的对象时，大都是出于礼节性的见面，并尝试留下相对较好的印象。有受访者表示：“家里亲戚介绍的，还是必须去见一见。”如笔者在相亲过程中，因父母和亲戚对学历职业概念不清，介绍来的异性普遍存在学历、职业异质性较强现象，造成双方均难以进一步交往。一方面，代与代之间对婚恋择偶的期待不同，导致青年群体难与长辈介绍的相亲对象深度交往；另一方面，礼节性拒绝或者礼节性避开长辈介绍，担忧被贴上“要求高”“难交往”等标签，以免影响后续择偶机会的获得。

2. 开展自我管理与调整

“理性化”择偶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逐步渗入青年群体，使他们形成高期待择偶要求，并不断提升“自我质量”。他们在择偶前已形成“好鞍需好马配”的相对公平交换观念，而非单方面要求高嫁或高娶。受择偶梯度观念影响的女性期待“上嫁”时，大多尽力让自身展现更好状态，以获得更好的“议价资本”。男性则同样会展露和塑造自身的择偶价值，以便增加择偶机会。因此他们在择偶前，往往采取培养和展现自身优势的行动策略，根据自身定位准备相应的“条件”或“筹码”。

青年女性主要以提升形象来增加相亲机会和抬升择偶资本。为获得相亲优势，她们形成以开展身材与容貌等管理为主，以物质资产、生活技能与兴趣爱好展现为辅的自我管理行动策略。在笔者观察的女性择偶群体中，不少女性保持运动和良好饮食习惯以维持身材，并培养一定的穿搭、化妆等技能，以提升相貌和气质。在资产配置方面，她们开始存钱买房或已购置房屋，以获得不依赖男性的印象。在生活技能方面，培养家务能力、厨艺等以显示自己已做好日常生活的准备，如在朋友圈展示甜点制作、日常饭菜烹饪等。

青年男性倾向于提升物质保障能力来增加相亲机会和择偶议价能力。为获得被介绍及见面机会，他们形成以展示物质性配置和职业发展前景为主，以培养生活技能、兴趣爱好、相貌管理等特质为辅的自我管理行动策略。在经济资产配置上，男性大多尽量实现“有房有车”这一基础配置。在观察对象当中，有一半以上均通过自身努力或家庭支持的方式完成基础配置。在生活技能方面，则主要通过做饭、做家务来向对方展示日常生活能力。工作能力被认为是“潜力股”的显现，能够展现个人人脉以及借用社会资源解决相应问题的能力，成为“男子气概”的标志之一。除此之外，男性也会在外貌形象上自我打造，如通过保持体育运动习惯来保持身材等。

学习和培养亲密关系能力。相亲不仅是简单的物质、相貌、职业等硬件方面的匹配，更是亲密关系的培养过程。当代青年责任意识缺失，在择偶过程中更看重个人利益，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和个人幸福的实现，但却较少考虑到这一过程中对等的义务和责任。^[24]这些责任感缺失造成同理心等建立亲密关系能力的核心要素缺乏，阻碍亲密关系建立和培养。受访者除了调整外在形象与物质性条件之外，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内在”，比如在责任感、情绪、性格、沟通技巧等方面调整。如“通过B站、抖音等学习自我情绪管理，以及如何与相亲对象相处的方案，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等”。

（二）择偶互动策略：观察感知与吸引追求

1. 预期匹配：相亲条件模块化对应

现实见面是择偶开始的第一步，也是双方能否最终走向恋爱、结婚的前提，而符合择偶双方基本预期是现实见面的前提。相亲基本预期反映的是择偶观，且呈现出“理性化”状态，即把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条件量化。^[16]在这种状态下，个体选择在开启亲密关系行动前设置基本条件。这种“理性化”也在“媒人”中有呈现，即介绍前会量化双方条件，以寻找“门当户对”的可能性或理由。

模块化条件匹配成为相亲场中的惯例操作。在具体实践中，媒人在双方见面前，简要介绍双方照片、年龄、工作等基本情况，对超越性优势部分会着重强调，如“富二代”“官二代”“名校”等，模块化条件匹配操作内化为择偶行为。具有一定相亲经历后，大多未婚青年都会形成一种自我介绍的模板，基本涵盖上述提到的“基础条件”和“基本预期”。同样，响应者也会采取类似方式回应或“应征”。当基础性条件符合双方预期后，即模块化条件基本匹配双方预期，双方才有了见面的可能性。在此阶段，双方的选择方向存在部分差异。男性主要是从年龄、相貌、家庭状况、工作性质等方面筛选，女性则会从工作性质、身高、经济状况、父母状况等方面筛选。经过观察，大多男性较难接受的情况主要是：年龄大于自身太多，基本都要求比自己小；相貌身材存在明显不足，如身高低于预期、身材过于肥胖、脸部明显瑕疵等；家庭状况不理想，如单亲家庭、农村多子女家庭等。在此阶段大多女性主要选择条件是：能够平衡工作与生活，或者工作发展前景好（收入、职级等）；身高不能低于预期，如比女性高或者高于一米七之类的；经济条件能够满足基本生活或不降低女性现有的生活状态，略高于女性为佳。即便前置条件符合，能够见面，也仅仅代表相亲的可能性。

2. 相亲见面：情感仪式中的考察与考验

当“硬件”满足基本预期后，相亲双方通过媒人获得对方的联系方式。他们大多单独沟通联系会面，且大多由男性主动发起邀约，会面大多以饭局或喝咖啡的方式开始。初次见面互动是对“硬件”“软件”或“内在”综合验证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初审”的过程。大多数相亲见面都是“一面之缘”，能够走向两次以上交往的则是属于“考虑进一步发展的状态”。相亲见面互动具有“仪式”“情感”“情绪”“价值”“意义”“符号”等多方面的特征，在简短的初次互动中基本完成“硬件”“软件”的考察。

初次见面往往是验证“硬件”，即考察为后续共同生活提供物质保障的可能性。聊天内容框定在家庭状况、工作情况、成长经历、兴趣爱好等，重点是验证对方家庭状况、工作性质是否如媒人介绍的状况，有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问，或者开诚布公地说明。家庭状况是从父母的工作性质、收入、年龄、是否有退休金等方面了解，以判断双方的工作稳定性和薪资收入的来源。在“硬件”方面，不论男女，身高、长相等都与吸引力成正比。

进行“软件”的考察。这种考察则涵盖在“性格、言行举止、三观”等方面，比如对方能否主动引导话题或配合在某些话题里互动。如在初次见面时出现不礼貌行为或冒犯性言语，则会破坏自身在对方心中的形象，降低后续交往的可能性；能够感知对方情绪且能够根据对方情绪产生共情是“软件”考察阶段的较优品质，能增加后续见面和交往的概率。有闲暇照料家庭生活和能够制造生活乐趣的特质，亦会给相亲见面带来加分。如有受访者表示：“我当时看上的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是工作比较清闲，这样就有更多时间来陪我；其次是能言善道，到时候在家里肯定不会冷场，能说很多比较有趣的事情；再就是比较真诚、善良，憨憨的，不那么功利化。就这些特质，我觉得是可以继续交往下去。”同时，出现不尊重他人的行为则是相亲见面的大忌，会失去再次见面和交往的机会。“相亲时候，把手直接搭到我手上面来，我觉得初次见面，这很没有礼貌，感觉自己受到冒犯。后面我就没有再联系了。”亦有受访者根据工作性质、生活方式来推演判断对方是否与自身习惯匹配，并作出是否继续交往的判断。“有个83年的老师，教政治的，见过一次，吃过一次饭，后面就没了。比较自由散漫惯了，怕与他习惯不和，就没有再接触了。”

3. 群体相亲：市场式互挑与情境打造

单纯的相亲活动往往带有“市场式互挑”仪式感，功利化、物质化的状态反而损伤了情感培养。通过介绍的相亲方式容易被“理性化”占领互动过程，即双方单独会面是一场“相亲的商业谈判”，使双方都有被“量化”甚至“商品化”“物化”的感受，削弱了人本身的价值与意义。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由单位或商业机构组织的相亲活动中，往往通过一两个小时的游戏互动和介绍性的粗浅了解，“走马灯”式相亲，且标准亦是“量化”“物化”明显，比如有参与者认为像“市场上挑菜一样”。初次相亲时，很多人认为感情被当作买卖处理，自己不适应这种相亲方式。单一相亲模式和组织相亲会模式因功利化而有损情感培养，逐渐不再受青年群体欢迎。

借助兴趣活动打造培育情感场景成为新的相亲方式。为避免上述相亲方式的缺陷，青年人寻找以兴趣活动为导向的相亲择偶方式。如集体出门参加爬山、公园露营、剧本杀等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化解单独见面“单刀直入”的市场式讨价还价，但有时会因为需要其他人的参与而难以成行。如为了避免把感情当买卖的尴尬，在一些单身群聊中就有人提议：“还是不吃饭吧！可以爬爬山，带过来一起活动，不至于那么尴尬。”“下次约相亲对象参加群体活动，不会那么尴尬！”有受观察对象在一次组团去爬山露营活动中，跟一个有业务来往的同事进一步接触，在接触过程中感受到男性的“才华”“照顾人”等特质，就开始与对方相处和交往了。

虽然婚恋观趋向于“理性化”“功利化”甚至“物质化”，但并不会完全渗透到整个相亲择偶互动过程，在物质条件达到预期要求的基础上更侧重考察对方的内在品质，比如品德、感觉。这种品德与感觉是在不同情境和场景中观察和考验，而非单纯依赖饭桌见面能看清。而且，突破单独会面的形式，在其他场景中或许更容易给双方展现“软件”特质，而非受限于单独会面时的单纯言语互动。

（三）相亲后期：情感培养与情面维护

结束相亲主要分为三种情况：走向恋爱、单方结束、双方结束。走向恋爱是双方对“硬件”“软件”都认可，愿意进一步交往的情况；单方要求结束是在相亲会面互动过程中产生不满意的情况下选择终止交往，大多是言谈举止表现出的不适应，对对方的长相、身高等方面不满意；双方结束则是双方都未能达到对方预期，甚至相处不愉快而结束相亲关系。

1. 走向恋爱：现实互动中培养感情

在物质性“硬件”和言行举止、消费观念、生活观念等“软件”基本符合预期后，双方认可对方“人品”且认为适合一起生活时，则会进一步交往。进一步的交往并非真正成为男女朋友，而是证明对方具备了走向恋爱或婚姻的基础条件。在后续的交往中，双方则是在更多场景中互动，这些互动可能是一起外出旅游、看电影、参加聚会、逛街等，在这些现实场景中进一步考察对方的消费理念，是否愿意为女方付出及提供帮助等“软件”内容。

除了在良性场景中培养感情外，同样会借助互动冲突考验双方应对态度、能力。一方面考验双方能否在冲突中考虑到对方的需求和想法并为对方着想，特别是男性能否洞察到女性情绪；另外一方面则是在冲突过程中不断试探对方的相处方式，并在冲突中调整。除了双方拥有体谅对方情绪的能力之外，具有合乎社会规范、伦理的“三观”也是亲密关系能够持久的因素。这些能力更多是以情感能力为主，即能否实现和他人共情，否则难以建立以感觉为主的亲密关系。简言之，走向亲密关系并非“理性”使然，而是通过现实交往产生“情感能量”，并最终走向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

2. 终止相亲：保留情面与形象维护

相亲互动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规范性，集中表现为一种“礼节性”。相亲双方在互动中都会尝试保持一定的礼貌，且尽量给对方保留面子。最为集中的表现是在结束或终止相亲时，女性会选择沉默、不予理睬或者直接表达不合适等方式表示拒绝，男性则选择以不主动联系对方的方式表示拒绝。如果被反复问及，则会表示“没有感觉”“感觉不合适”等。不论男女双方都会保留真实想法，不会用真实感觉直接评价对方，即不会指出因为对方三观、长相、身高等方面的原因导致选择不继续交往。

保留情面式终结亦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冲击。“无疾而终”的结束方式避免了直接“评判”对方，且保留对方面子，但同样会给被拒一方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在访谈对象中，大多都经历过“无疾而终”。其中有个别受访对象表示经历了好几次“无疾而终”时，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他们大多将失败原因归咎于自身，比如男性会归因身高不够、工作不稳定等方面。这些原因虽然未被对方直接提出，但在沟通过程中会被自己感知出来。除了“不再联系”“没有感觉”“缘分未到”等虚的理由之外，亦有以父母干预的理由结束交往。拒绝信号往往会对被拒方产生情感创伤，并带来一定的无力感，即无法感知为何失败且不知如何调整自身以获得相亲成功。

简言之，在结束相亲的互动中，大多逐步形成了给对方留情面的习惯，这也是为自己给对方留下相对较好印象。虽然保留情面的方式仍会给对方带来心理冲击，但至少已尽力保护对方自尊心，也避免自身形象受损，进而维持后续被介绍相亲的机会。

3. 相亲倦怠：择偶习得性无助

相亲择偶是建立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其必须遵从亲密关系建立的一般规律，如满足亲密关系中关爱、温情、理解等基本情感需求。然而在相亲过程中，常存在“戛然而止”结束相亲的现象，且“摸不到原因”。实际上这是因为在交往过程中对方体验到了较为严重的不尊重、不合适、不符期待等方面的问题，甚至是观念冲突等，导致单方直接结束。而这种体验其实是通过“感觉”来预设未来，即通过此时此刻的交往和感知来预设此人未来对家庭、事业以及对自己的行为和态度。遇到比较奇葩的是有言语上的冒犯，比如有在刚认识的时候，就开始讨论什么时候结婚等，甚至涉嫌性骚扰的嫌疑。

如果女性在相亲过程中未能获得相应的尊重，则会选择“默默离开”，且不会留下评价。同样，男性在遇到不合适或者不满意的女方时，也不会留下“评价”。正因为如此，双方都难以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比如关爱他人、理解他人等亲社会行为不足等因素。于是，在多次相亲失败后可能产生相亲倦怠现象，甚至产生习得性无助。在观察过程中，男生在长期相亲失败后，易产生自我评价降低、自信下滑等现象，但择偶预期未必会下降或调整。在长期相亲失败的影响下，个体面对相亲择偶时易出现行动退缩，建立亲密关系时心理脆弱甚至对相亲产生倦怠。部分青年长期择偶失败却又找不到原因，意识不到自身在处理亲密关系方面的不足，即便意识到不足也无法主动弥补。

四、相亲择偶是超越理性化的情感性主体行动

相亲择偶是一项社会行动过程，需要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发挥其行动主体性。进入择偶年龄段的青年，为拓展和获得相亲择偶机会而努力积累和维护社会关系，为提升自身竞争力自我管理和调整。进入相亲阶段后，双方通过预期匹配、见面互动、相互抉择、情境打造等方式尝试建立亲密关系。在相亲后期，双方则通过培养感情、保留情面、维护形象等方式来确立恋爱关系或结束相亲关系。上述行为是否遵从基本的社会规律，是双方能否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

（一）亲社会行动提升相亲择偶效能

相亲择偶是一项个体主动去寻找、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增加社会连结的过程。城市青年获得相亲择偶机会并未超越依赖中介关系的方式，仍然需要借助各类社会关系拓展。这种社会关系拓展一方面依赖于自我形象的维护，赢得他人的信任并获得被介绍机会，另一方面则依靠个体建立和拓展社会关系的能力，进而取得更多社会关系。在具体的相亲活动过程中，双方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基本社会互动，主要表现为对基本条件等“硬件”的检验和对性格特质等“软件”的考察。该互动过程也是对个体是否拥有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遵从社会互动规范的基本道德，以及尊重理解他人的基本共情能力等方面的检验。更进一步的互动则是对建立亲密关系能力的考验，如能否提供共情、关爱等“情绪价值”，以确保有助于未来生活和谐相处和质量提升。

综上可知，个体的亲社会行动有助于拓展社会关系以获得更多相亲机会，且有助于建立和维系亲密关系。个体采取符合社会或他人希望且利他、助人的行为，进而获得他人认可，从而取得被介绍的机会。且这种亲社会行为亦有助于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系。相亲能否成功并非单纯由双方的物质性、外在性等“硬件”决定，而是在“硬件”满足的基础上双方能否建立相互吸引、理解等亲密关系。

（二）过度理性化消解亲密情感培育

理性化消解亲密情感，主要是指高期待的“理性”和衡量式理性消解亲密情感培养的可能性。期待高并非简单的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而是对婚姻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认为一个“合适”的人能够为未来婚姻和家庭生活带来顺利，甚至能给自己人生带来一种提升。在此预设下，相亲者形成这种“高度重视”，并由此形成高期待与紧张并行的心理结构。因此，在相亲过程中往往以测量、衡量的方式判断对方的工具性价值，且反复衡量利弊后再做出选择。这种行动方式属于韦伯将理性思维划分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情感理性”中的“工具理性”行动，且在相亲交往当中殖民情感理性。“工具化”“功利化”思维对“情感”的损益使情感生活被工具性替代，导致情感生活中的“感情消失”，进一步消解人们渴望在亲密关系中收获的关爱、温情和理解等情感需求。

理性化择偶情境冲击情感培养。在现有的相亲手段中，主要有媒人介绍、群体相亲会、婚恋公司介绍等。然而，这种见面是与“拥有亲密关系期待的陌生人”见面的处境，在互动过程中存在理念上的急剧磨合现象，即以亲密关系对象的标准要求“陌生人”，当“陌生人”在短期相处后未能符合这种期待，就被“衡量为不合适”。这种判断并非因人而产生，更多是快速化的情境造成的结果。在短期相处时，相亲双方往往遵循的是“常人方法学”中的“试错”状态，且容易以理想型预设去衡量和要求对方，最终造成双方的“莫名其妙”、不适应且未达到预期等。简言之，相亲情境本身违背了情感培养或发展的规律。

（三）营造青年情感能力养成的氛围

不论是在相亲择偶的青年群体中，还是与他们相关的介绍人、外围群体都未能意识到青年群体相亲择偶本身都要遵从的社会互动规律和情感培育规律。但在现实互动的“相亲仪式”中，相亲双方陷入附着博弈、敌对情感能量的“理性博弈”互动仪式，与亲密关系所期待的关爱、温情和理解等能量背道而驰，反而降低相亲的成功率。青年群体在择偶失利后会产生自责，甚至造成择偶倦怠，亦使介绍人和外围群体以“太挑剔”“要求高”进行责怪或标签化适龄择偶青年。

因此，营造青年良性择偶氛围，对于提升青年群体相亲择偶的成功率，缓解相亲过程中的负面心理影响迫在眉睫。为此，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如下方面突破：一方面，要突破市场化博弈式相亲择偶氛围，可以通过兴趣爱好的方式不断扩展可选择面，营造相对友善的择偶场域。如增加以青年为主体的群体性业余文体娱乐活动，以增加他们非正式场合的社会交往，培育其社会交往能力和增加择偶机会。另一方面，培养青年群体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如相关单位开展亲密关系课程，使他们在相亲择偶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在择偶中调整预期、克服亲密关系恐惧、增强交往能力等。

本研究尝试回应现实中对青年“太挑剔”“期望高”的指责，认为并非青年“太挑剔”或学者所提到的“期望高”等影响择偶成功率，而是“工具性”思维在具体的互动中物化他人，造成主体情感被消解和否定，从而造成亲密关系建立的障碍。当然，本研究不否认在择偶梯度中存在结构性失衡、客观物质条件不足等因素导致青年择偶困难，但通过把相亲择偶行动作为社会行动过程分析，或能为从微观层面分析该议题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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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2)参见《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https://www.mca.gov.cn/n156/n2679/c1662004999980001204/attr/355717.pdf）。

(3)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686/202411/content_6985157.html）。

来源丨《江西社会科学》2024 年第11 期

作者丨程激清，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晓霞，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