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国之本，同时，民为国之主。古代中国，只强调前者，现代，则强调两者，并力图将其有机结合。为此，创立了人民民主，那么民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回答见仁见智。“任何政体的捍卫者都声称他所捍卫的是民主政体，深恐一旦民主同任何一种意义挂钩，便有可能使他们无法再利用它。”[1] 可见，在各种政治利益面前，民主正失去其本身的理想价值和光环，而变得日益实用化和功利化。而卢梭作为法国启蒙思想的先驱者，欧洲大陆上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理论家，像一只精灵立于云端，淡然向我们絮说着民主思想的内涵，热情而洋溢的展现着民主理性的原初光辉。而要了解卢梭民主思想的原初性，非常有必要对民主内涵的演进逻辑做一个分析。

　　一、古代民主的本质内涵

　　提起古代民主，不得不回忆起梭论、克里斯提尼和伯利克里的民主政治体制，他们的伟大创举可谓为我们现代政治制度奠定了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形态雏形。雅典民主是一种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形式，虽然其“公民”资格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对于体制内的成员来说却是一种人人自由、平等的神圣王国。他们创造的民主是“人民主权”这一原初意义与价值理想。其中，“多数决定原则”是决定重大事务的方式，是“人民主权”的直接体现和核心原则，进而，我们可以推出民主制度的三个特征：大众参与、直接民主、多数决定。这三个特征与原则是古代民主价值追求的原初形态和价值理念，闪耀着特殊时代的民主光辉。

　　二、近现代西方民主本质内涵的价值转变

　　近现代民主，我们更侧重于用一种功利主义的眼光去审视它，而不再具有古代民主的崇高理想主义地位。有学者一针见血的指出过现代民主西方民主是“赤字中的民主”。其实质是在表达西方国家出现财政赤字的根子不在经济结构而在于民主政治制度当中。也可以说是“庞大的财政赤字维系了西方民主机制的运行，而西方民主机制的运行又进一步助推着财政赤字的膨胀。”[2]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使民主原有的理性在渐渐退化。

　　“民主理性的真谛在于当选政治家和选民共同对公共社会责任的持续坚守，他本该完整的贯穿于标榜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为理念的选举政治中。”[3] 但是，公共选举领域中的民主理性在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则是政治家的当选意识与选民的福利优待意识。“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其方式就是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政治权力。”[4]现在的民主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和规则，虽然其也有“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的价值追求，但是，仅仅存在于程序与规则当中，而不再是一种神圣的理性。原初的人民直接参与已异化为选举少数人代表人民行使，而“代议民主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远离民众的直接接触范围，以至于有的批评者质疑这一新体制能否被冠以民主这一令人憧憬的称号。”[5]卢梭认为，“主权不能被代表正如他不能被异化，民众仅仅在选举议会代表时才是自由的。代表一经选出，平民就被奴役，一文不值。”[6] 原初的大众民主已沦为精英民主，特定的人群必定会注重特定的利益，进而使得普通民众被边缘化，除去实用价值的部分，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已经被搁置。特别是在西方这样一个竞争性的民主体制中，可以改变人民偏好的则是公共预算的规模与构成，而不再是大众的自由民主意志。“民主的这种价值转变由古代的大众民主与少数富裕者财产紧张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统一起来，民主由人民主权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变异了的制度民主程序民主从此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概念。”[7]

　　三、卢梭民主思想的原初性

　　卢梭民主思想就是对民主原初含义“人民主权”价值的追求与坚持，民主在他眼中即与所有人有关的事务应该由所有人来决定,[8] 也即直接民主的伟大理想。主张人民主权和直接参与是任何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卢梭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将“人民主权”的思想推向高峰，并推出了人民主权的四项原则：主权不可转让，主权不可分割，主权不可代表，主权至上神圣不可侵犯。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和理想追求，成为了检验一切行为与制度的最高标准。在理想的民主共和国里，人民直接制定法律，选举政府，任命官吏，实行法治，立法权永远属于人民，人民可以立法，也可以改变自己制定的法律。在卢梭的眼中，民主不简简单单的是一种制度和程序的安排，不仅仅是具有可操作性，而在于它是一切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和最高理想，在于它的批判性。“民主所在的地方都是批判性的。“[9] 对任何制度安排来讲，民主都是一个可批判的标准，所有的制度都要接受他的检验。基于民主概念脱离民主价值轨道，真正的民主被异化的认识，美国学者提米斯提出了基于民主批判意义的激进民主概念。他认为激进民主就是向最基本、最根本、最本质的民主回归，要求回到民主的原意——人民的权利上去,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铲除了民主内部自由和平等出现冲突和矛盾的根源，奠定实现民主人民主权政治理想的物质基础。“[10] 虽然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客观现实与传统文化条件的限制，但在此基础上，相信会逐步缩小民主作为制度层次与理想价值之间的差距，逐渐实现民主理念和民主现实的真正统一。

　　[1] [意]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版。

　　[2] 郭剑鸣：《民主理性蜕化与西方“政治性赤字”的膨胀》，《学术月刊》第四十二卷，2010年11月。

　　[3] 同上注。

　　[4]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

　　[5] 【美】Dahl. Robert ：《 Democracy and Its critiques 》.Yale University presss1989版。

　　[6] [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7]郭剑鸣：《民主理性蜕化与西方“政治性赤字”的膨胀》，《学术月刊》第四十二卷，2010年11月。

　　[8] 前引6，卢梭书。

　　[9]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版。

　　[10]郭剑鸣：《民主理性蜕化与西方“政治性赤字”的膨胀》，《学术月刊》第四十二卷，2010年11月。

　　作者侯明明，点击学术名片，可与作者在线交流;壹学者观点集萃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yixuezhe@rucdm.com,点击联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