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报道，5月12日，一代学术巨擘、美国犹太裔史学家彼得·盖伊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享年91岁。彼得·盖伊无疑是一位高产学者，曾发表专著20余部，尤以欧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著称于世。
前不久，彼得·盖伊的心血之作《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由世纪文景联手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作者试图在书中对启蒙运动做出一个全面解释，为我们认识“启蒙”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一座桥梁(余英时语)。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先生是这部书的译者，他向晶报记者介绍了《启蒙时代》的论述特点以及盖伊本人的学术旨趣。
“启蒙意味着什么”与“启蒙是什么”
晶报：很多人对启蒙运动的理解尚停留在康德在一篇短文中所下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具体的认识?
刘北成：其实，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理解分别涉及到两个不同问题：即“启蒙意味着什么”与“启蒙是什么”。康德试图回答“启蒙意味着什么”，而彼得·盖伊则指出启蒙是一场运动、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过去很多学者强调启蒙运动阵营内部的分裂，包括法国启蒙运动内部的分歧以及法国、苏格兰、德意志启蒙运动之间的区别，不承认“统一的启蒙运动”。而盖伊把启蒙运动形象地形容为“喧闹的大合唱”，既没有忽略启蒙运动内部的分歧与争吵，同时在总体上将启蒙运动视为一个整体。
盖伊用自己的研究回应着两种流行的观点：一者，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相继发生，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因为革命曾造成流血与恐怖，启蒙哲人便被视为思想观念上的“罪魁祸首”，受到追究和清算;二者，诋毁者嘲笑启蒙运动所谓的肤浅的理性主义、愚蠢的乐观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
晶报：这两种观点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还原启蒙运动历史事实的问题，一是如何评价启蒙运动价值理念的问题。
刘北成：是这样。如何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既关涉事实界定，也突显出不同的历史意蕴和价值取向。后人对启蒙运动的评价一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彼得·盖伊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开展研究的，而且启蒙运动还牵涉到法国大革命，它引起的争议就更大了。至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本身也是需要讨论的。
人们多关注启蒙运动的理念而非史实
晶报：彼得·盖伊的《启蒙运动》两卷本分别完稿于1966年和1969年，为何直到近年才受到我们的关注?是因为我们一直不太重视对启蒙运动历史语境的考察吗?
刘北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整个学界更多关注二十世纪的新的理论、新的思潮。盖伊的著作是对18世纪的研究，八十年代的学界只是把启蒙运动看成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到九十年代，随着国内学界发生了一些分歧，对启蒙运动开始出现各种不同评价。总体上还是比较少的。进入新世纪之后，学界对启蒙运动的关注越来越多。
其实，我和人民大学的王皖强教授早在2003年合译过一本书，亦即《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来想出版“启蒙译丛”，但只出了两本就停了下来。2006年“北京世纪文景”又找到我和王皖强一同翻译彼得·盖伊的这本书。另外，北京“启真馆”(全称为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投资控股)做了一套“苏格兰启蒙运动丛书”，我也是编委之一。
实际上，启蒙运动是近十几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但人们还是较多关注启蒙运动的思想、概念，对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反而关注较少。当然，研究者在关注启蒙运动理念的时候，也伴随对启蒙运动的解说，比如人们对卢梭的思想争议很大。
晶报：与同类著作相比，《启蒙时代》的研究方法有何特点?
刘北成：在彼得·盖伊之前，恩斯特·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对该话题做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基本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对启蒙思想系统整理后，分门别类地放入现代学科所界定的范畴里面。而彼得·盖伊则描述了一个思想文化运动。
晶报：近十几年来，您和同仁致力于译介启蒙运动研究领域的专著，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吗?
刘北成：思想史的译介与研究都有其当下关怀，但我们同时做的又是学术性工作。以前，我们对思想文化运动没有做比较细致的分析，而最近十几年来，我们开始重视并大量引介相关的学术成果。譬如美国历史学家达恩顿的著作，他主要研究启蒙运动的社会史以及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联系，把启蒙运动放在社会文化史的语境里加以论述，都不同于脱离语境的泛泛之谈。
启蒙语境随传媒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晶报：狭义的“启蒙运动”是指十七、十八世纪发生于欧洲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没有经历这样一个类似阶段?
刘北成：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是指十七、十八世纪的那场运动。后来，当这一概念被投射到其它国家的很多思想文化运动上面，比如很多人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认为两个运动之间存在相似性。
晶报：虽然思想家屡屡指出“中国的启蒙远未完成”，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启蒙者”在今天无疑是一个备受奚落的词。
刘北成：没错。主要是因为时代语境发生了巨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即是媒体。印刷术与其它文化教育条件相配合，为启蒙运动推波助澜。在印刷与出版搭建的关系中，写作者给予阅读者启蒙，阅读者只能阅读而不能同作者讨论，体现了一种单向的文化权力;而我们生长于斯的这个时代却完全不一样，在互联网与自媒体的重新定义下，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每个人都身兼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双重身份。差别远不止于此，启蒙时代的欧洲人还有精英观念。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还是传媒条件的改变。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网络里，每个人都构成一个信息发布与接受的结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的“哲学王”如何成为可能呢?
晶报：正如您所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启蒙的主体、对象和媒介都发生了改变。启蒙的内容有没有发生改变呢?比如我们除了要摆脱不会独立运用理性的状态，是不是也要同时警惕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对一切的吞噬呢?
刘北成：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启蒙为现代化提出一系列的价值观念与实施原则，启蒙所发现的问题以及启蒙所提出的目标一定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我们还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
启蒙不是与过去决裂的激烈姿态
晶报：启蒙的主体——知识分子——发生了何种变异?以中国而言，现代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是否继承了某些传统?
刘北成：就欧洲的启蒙运动而言，它的现代性并未与传统断裂，彼得·盖伊虽承认启蒙与中世纪基督教的断裂，却认为启蒙承接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批判理性。但，现在很多研究也认为启蒙的现代性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及其它社会政治文化传统都存在关联。所以，彼得·盖伊的观点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未必能为所有人接受，但他毕竟指出：启蒙的现代性并不排斥传统性。这对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同样面临一个“现代性与传统性如何衔接”的问题。
我想，一切问题的讨论都应当以“启蒙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为起点。以前我们对启蒙运动建立了一些概念化的理解，甚至把启蒙看成一种和过去决裂的激烈姿态，但当我们读过《启蒙时代》这类书籍，可能就不会采取如此轻率和武断的态度。历史文化现象比几句格言、几条概念、几个阵营的分野复杂和丰富得多，唯有像彼得·盖伊那样将启蒙运动分解为具体的人物、思想、运动并加以描述与分析，才能感受启蒙时代的知识精英承继了何种文化遗产、面临着何种社会问题、心灵经历了何种挣扎以及为了摆脱枷锁需要多大的勇气。
启蒙哲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并非口吐莲花的佛菩萨，他们关注与讨论的是现代性问题，与今天的我们一脉相连，我们应学习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看待生活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