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一月十二号是罗兰•巴特诞辰一百周年，作为法国理论的一张万能牌，今年全世界都会举办关于巴特的纪念活动，英美俄当然少不了，连克罗地亚和玻利维亚这样的小国也要召开罗兰•巴特的国际学术会议，一些和巴特有特殊关系的国家也肯定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比如巴特曾经呆过一段时间的罗马尼亚，就顺势要召开主题为“罗兰•巴特在东方”的国际会议。不过说到特殊，对于巴特来说，最特殊的莫过于两个比罗马尼亚还要东方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对于日本，除去那本据他自己说最为满意的《符号帝国》之外，巴特晚年作品中大量讨论了俳句和日本禅宗，可以说罗兰•巴特之于日本，正如列维斯特劳斯之于巴西一样，他们各自的理论在两个国家受到的接受程度，早已超过各自学科的限制，并已成为对两个民族文化的一种国际认证。
至于中国，巴特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复杂得多，并且，不同于日本，我们实际上不太知道这段历史——哪怕当时巴特来中国时的接待者中就有上海复旦大学的老师。除去特殊时期的特殊原因之外，巴特自己也回避了那次到访中国的经历，人们期待他能像当初从日本归来写《符号帝国》一样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然而他只在报纸上丢了篇短文草草了事，他访中期间所写的记录被集结成《中国行日志》发表，已经是2009年了。
法国当然老早也开始张罗办纪念活动，上半年就抛出两枚重磅炸弹，一是巴黎三大比较文学教授TiphaineSamoyault在一月份出版的《罗兰•巴特传》，厚达七百多页，据说反响很好，最近来上海讲学的一些法国教授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本书，建议我们这些晚辈看一看。另一个是七大当代文学教授，罗兰•巴特五卷本全集的编辑者埃里克·马尔蒂整理的《罗兰•巴特纪念册》，五月份才刚刚出来，收集了巴特的大量未刊稿件，照片与信件，应该说这是本期待已久的书，巴特与他同时代法国知识分子们的交往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可是他本人很少谈论，在他去世以后，巴特同他们的通信被禁止出版。直到现在，以上这两本书都将提供巴特私生活方面更多的细节，去助于他后期作家形象的重构。巴特生前一直保持着孤独冷酷的形象，哪怕在半自传性质的《罗兰•巴特谈论罗兰•巴特》中，他也没有过多谈论私人生活，尤其是感情问题，1980年巴特去世后，瑟伊出版社的编辑不顾巴特朋友们的反对，出版了题为《偶遇琐记》的小册子，这本日记体的小书主要披露了巴特的同性恋生活以及他对自己在巴黎同朋友们度过的夜晚感到无聊的抱怨，于是人们开始热衷谈论罗兰•巴特的同性恋，仿佛这才是他的主要价值一样。
好在，在中国，同性恋巴特的形象大概只是巴特浓汤中很小一剂调味品，主料还是那本谈论爱情的《恋人絮语》，所以不难想见，罗兰•巴特这个名字在一般读者眼里，总是与“恋爱专家”的形象混同在一起。
那么《恋人絮语》究竟讲了些什么呢?在这个标题之下，巴特以一种词典式的方式罗列了80种恋爱的姿势(figure)，这些姿势是恋人生活的细小片段，它们来自巴特本人的经历、来自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来自1974-1976年高等实践研究院巴特所主持的讨论班(这个研讨班的文稿已经于2006年在法国整理出版)的听众。这些姿势是恋人们非常熟悉的，它们不断散发爱情味儿，诱使我们投身其中，巴特在此尼采式地采取了对恋爱进行一种戏剧化的处理，这里的关键在于模拟，他曾这样解释这本书的标题“我于是便制造、模拟了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是一位恋爱的主体…这并非一本关于恋爱话语的书，而是关于一位恋爱主体的话语，这个主体，并不必然是我…(对这些主体的呈现的)结果便是一位言说着‘我’的恋爱主体的话语，这个主体被在陈述的层面上个体化，并且这里涉及的仍旧是一种被组合的话语，被模拟的话语。”
模拟是对分析的拒绝，这里涉及到巴特在研讨班讨论这一恋爱话语问题时的一次转折，前面说到，高等实践研究院的研讨班持续了两年，第一年巴特参考的对象是拉康，因为正巧拉康刚刚做完关于爱情问题的研讨班(《研讨班20，还要》)，从巴特自己研讨班的文稿可以清晰看到这种对拉康及其精神分析术语亦步亦趋的追随，甚至参考书目都比较类似，这一阶段，他对爱情仍旧是一种分析式的方法，总是蕴含有些许批评的意味，只是到了第二年，巴特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尼采身上，他竭力从德勒兹那本《尼采与哲学》中汲取力量，最终使他逐渐与一种批判式的态度拉开距离，转而走向通过模拟而对恋爱进行一种尼采式的肯定。
要知道，当时在法国，爱情是种被视为小布尔乔亚感伤情绪的概念，当时巴特自己就曾表示过：“毫无疑问，爱情在知识分子圈里已经过时了。”时尚的性解放观念与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处处嘲弄爱情的虚伪和无聊。巴特那股和流行过不去的冲动果然使他转向，《恋人絮语》开篇就透露出这种情绪与叛逆，仿佛他自己才是街垒中喊着造反有理的大学生：“今天恋爱话语处于极度的孤独…当一种话语在不合时宜的航道中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驱动、被从一切群体中驱逐出去之时，它就只能成为一种肯定的场所，无论它是多么细微。这种肯定便是本书所开始的主题。”
这种肯定，使得巴特明显地脱离了当时环绕法国知识界的所谓“理论的态度”，马尔蒂教授说得很清楚：“在写作《恋人絮语》时，巴特接触了确定和符合他所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或知识团体的理论协约。这是一个什么协约?我们以为，巴特所属的团体是与理论的思想相联系的。其成员认为，‘理论的态度’是唯一可以认可的，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有可能描述和考虑世界并改变世界。”从此巴特似乎开始走向他曾经在青年时代批判过的作为资产阶级神话的爱情，不过难道《恋人絮语》本身没有包含这种批判么?
巴特在研讨班一开始就说道：“爱情除了是它的话语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我的想法)语言能够被化约为一种别的什么东西(更为实际的，更为真实的，等等)的表象、表征或者装饰的层次，那么问题将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所能够说的，正是恋爱的话语…这也就是说，谁言说，在爱情中，谁也就掌控恋爱的话语?基本上来说，照章按理(应当接受这一条例)来看，是主体。恋爱的话语是纯粹的恋爱主体的话语(独自一人的话语)。”爱情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话语，不过在这里，话语并不是言语，并不等同于法文的parole。同样，在《恋人絮语》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强调了，正文前的“本书怎样构成”中，巴特清楚地写道：
“话语Dis-cursus，从起源上看，是指，从这到那地奔跑的动作，是来来回回，是‘诸门道’，是‘诸诡计’。实际上恋人不停地在他的头脑中奔跑，不停地走着新门道又不停地耍诡计来反对自身。他的话语(Dis-cursus)只在语言的劲风中才会存在，这风只会根据一种微不足道的、偶然的情形的意愿才会来到他身上。人们可以称呼这些话语的残片为诸姿态。这个词不应该在修辞的意义上被理解，而更应该在体操或者舞蹈的意义上去理解;简单来说，从它的希腊语意义上去理解，这并不是图式(schéma);而是，以一种更为活跃的方式，是在动作中被抓住的身体的姿态，而不是在休止中被凝视到的：运动员、演说家、雕塑的身体：很可能从他们绷紧的身体中固定化这种姿势。同样恋人也是他的诸格型的猎物。他在一个稍显疯狂的运动中东奔西跑，他自我消耗，如同运动员一样;他夸夸其谈，如同演说家一样;他被抓住，晕厥于一个角色之中，如同一座雕塑一样。姿态，就是劳作着的恋人。”
所以显然，恋爱话语是一种系统，一套规则，行动者依照规则在话语网络中运动。对于巴特来说，恋爱话语也正是一套系统，他在接受罗杰菲利普访谈时候曾使用了意大利语sistemato来指示恋爱者被置放入一个系统之中。他清楚地表示对他来说恋爱是恋爱的主体在恋爱的系统之中行动的过程，而被爱的客体只能是沉默无声。话语实践通过分析，分类和解释，最终确定了话语对象。巴特声称，恋爱话语注解的冲动，沿着替换的轨迹移动。而这，在最初，我是在同对方谈论这种关系;然而这同样也可是是面对密友而谈的：从你，我转向了他。随后，从他，我有转向了人们：我制作出一种关于恋爱的抽象话语，一种此类事物的哲学，总之，只是一种概括化的花言巧语罢了。
在通常的爱情故事中，总是出现这样的桥段：主角在度过了长久的灰暗生活之后，由于爱情的魔力而突然转变，从而这些爱情的行动者便宣称：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生活会突然染成玫瑰色。
“突然染成玫瑰色”，让我们感兴趣的正是这一点，这一论断实际上指明了恋爱的实质是什么：我们的生活会突然从一种黑白色转变成色彩，这难道不正是在暗示我们对生活的把握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这种言论难道不是恰恰意味着，恋爱是一种话语，是一种实证性的外在力量，突然安放在我们的身上。
马尔蒂教授自己在为《罗兰•巴特全集第五卷》所做的序言里实际上也是承认了这一点的，我们看到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恋人絮语》是一部结构主义的著作，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系统工具来读……结构主义的动作，划分和组合，是本书的同一题材”。不过5月12号的讲座中，他却回答说，巴特所做的，是反理论的工作，他觉得，虽然巴特对爱情做了如此激进的定义，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去批判爱情，也不是为了提供一种对爱情的理论化，而是为肯定爱情本身。
提问环节一位女士用法语激动地向马尔蒂教授表示，她自己就曾带着“天真”(naïveté)去读这本书，可如今觉得似乎巴特在反理论的同时，创造了新的理论。教授安慰我们说，天真，也是没关系的，甚至是应该的，因为爱情本身就有天真性的一面，在经历了这种天真之后，也许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本书，而与此同时，这本机智的书也并不就意味着它是理论之书。恋人的话语不能被纳入一种理论的话语之中。
或许，《恋人絮语》的这两重面貌——理论的、反理论——本身是这本书二重性的一个部分。我们已经观察到这本书如此多的二重性，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现代的、后现代的——马尔蒂教授在他讲座的结尾提醒我们，这本书使我们从现代性过渡到后现代;既是作为理论家的巴特、又是tian作为作家的巴特;这种二重性是《恋人絮语》这本书之所以那么诱人之所在，甚至，只要我们足够大胆，我们在罗兰•巴特思想的全部历程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二重性，《神话学》学中自然与文化的二重性、《时装体系》中服装主件与配件的二重性、《小说准备》中小说与反小说的二重性……如果说“结构主义”一词在今天已经不足以概括罗兰•巴特，那么也许，“二重性的思考者”将会是个恰当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