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穿越或科幻小说，而是我惊奇地发现，近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干春松老师同时在两个出版社出了两本不一样的关于康有为的书，一本是三联书店“中国：文化与世界新论”丛书的《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2015)，一本是华师大出版社“六点评论”丛书的《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2015)，俨然一副新儒家“康党”的模样。与之相符的，是上面两套丛书，一北一南，收录的都是小册子，而且宗旨鲜明，大都呈现了当代大陆一些儒学、社会学、法学学者的“政治性观点”，在学术界影响不小。

　　其实，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康有为研究逐年兴盛，研究领域也逐渐从历史学扩展到了政治学、哲学等多个学科，这是颇值得注意的事情。《康有为全集》已经在几年前出版，近年更是几乎每年都有值得注意、影响较大的研究新著问世，像复旦大学哲学系曾亦的《共和与君主》(2010)，极力推崇康有为晚年思想，并牵连到了党史的重要著作。不久，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的《敷教在宽》(2012)也问世，讨论的是康有为青年时期的孔教主张。干春松这两本书角度并不一样，前者着眼于政教，后者着眼于思想史。《保教立国》，顾名思义，从“保教”和“立国”两个方面研究康有为中晚期的政治思想，分析其建构儒家政教体系的努力;《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谈论的是儒学史的新展开将如何界定康有为，作者回顾了牟宗三、杜维明和李泽厚三代儒学研究代表人物对儒学史的分期，但目的是主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康有为将成为儒学史最重要“分期界标”的可能性。

　　有趣有趣，上面几位作者都是哲学系的。建国以来康有为研究，从最初由民国旧人的“回忆录”，很快变成了历史学科“戊戌变法”“保皇与革命”等宏大叙事下的“历史评价”，康有为被纳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体系。人们注意他的政治立场，考量他的政治才干，对他的政治哲学基本上是否定的。近年来，这一维度显然已经被超越，康有为的政教思想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哲学系自然当仁不让，因此这几本著作都写得令人耳目一新。

　　说到底，康有为在二十一世纪的意义业已超出他本人，成为当下中国政治领域各种改革发展问题的一个投射。当然，更为直接切近的背景是近几年“大陆新儒家”思潮的崛起。言其“崛起”，是指大陆新儒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主张，还有日益壮大的研究群体，著作的出版也是接踵而至。

　　复旦大学哲学系(又是哲学系!)的丁耘最近也刚出版了他的《中道之国》(2015)，此书主题固然不是康有为，但却是接续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教问题的思路来讲的，特别是论中华政制、儒法斗争等文章，意图昭然如揭，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在儒法的政治传统中寻找立足之地。丁耘和“大陆新儒家”走得很近，但根本上是“新左派”的底色。于是问题来了，什么是“大陆新儒家”呢?囿于篇幅，这篇小文不可能展开，而且“大陆新儒家”内部也有很多分歧。但我们可以笼统地概括一下：主张政治或制度儒学，反对心性儒学;问题意识主要来自大陆，不再奉海外新儒家为正统，不推崇海外汉学;有鲜明的哲学色彩，重心不在于“整理国故”。

　　由此观之，尽管不久前两位海外大儒余英时和杜维明分别在大陆出版了《论天人之际》(2014)和《二十一世纪的儒学》(2014)，凭借两位大儒的地位，两本新著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这种海外的、心性儒学的路数在大陆儒学界的评价却不温不火。

　　而“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著作则密集面世，稍远的就不提了，“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蒋庆多年没有推出新著，去年再次发力，出了本《广论政治儒学》(2014)，虽然没有太多新见，但一个“广”字，则把他历年的主张全面系统地深化了。一向低调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也在“六点评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经学的瓦解》(2014)，回溯了晚清民国以来经学如何在内忧外患和学术嬗变中，被分解成现代学科的历史。

　　尽管“大陆新儒家”不再把儒学等同于胡适之的“整理国故”，但他们也在不断地进行文献整理和新疏，复旦大学哲学系郭晓东就整理了清人戴望的《论语注》，这是清代公羊学研究《论语》的重要著作，郭晓东以《戴氏注论语小疏》(2014)为名，既见其谦，又透着接续古人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