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救亡的十四年(1931—1945)历程中，振奋民众斗志的第一宣传手段是什么?歌咏。那个时代扩音器还不普及，遑论尚属奢侈品的收音机。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肉声，是口耳相传。于是悲情迸发、相互砥砺、同仇敌忾，悉数投入歌咏之中。大合唱横空出世，派上如此浩大非凡的用场，我以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在北平、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桂林，在广场、街巷、学校、兵营，激昂的歌声响起，惊醒了我们这个曾经麻木、一盘散沙的民族。十四年下来，估计产生了不少于3800首歌曲，何等巨制。

　　然而抗战胜利后旋即发生了惨烈内战，其后便是海峡两岸的势不两立。两边在讲述抗战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时，都只讲己方这一半。久而久之，这份遗产成分裂破碎状：一半记忆;一半忘却，准确地说，是淹没。2004年，两岸大约十位社会学教授的台湾会晤时，我问台湾同仁知道贺绿汀吗? 竟无一人知道。再问冼星海?多数也不知道。两岸的社会学家们早就成了朋友，大陆这帮开始嘲笑。我掉头转向他们：别急，几位知道黄自吗?无一人知晓。台湾同仁不是还以报复的嘲笑，真的惊异万分。黄自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奠基人之一，是贺绿汀、刘雪庵等人的老师，谱写过多首抗战名曲，1938年英年早逝。海峡两岸人此等偏狭的历史记忆和面对这份遗产的麻木无知，是我们坚定地要完成这项工作的动因之一。

　　在民族文化遗产屈从政治正确的年代，上述颇可理解。你能梦想五、六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唱起共产党这边的救亡歌曲，反之亦然。到了九十年代，坚冰从经济、文化领域开始融化。仍顽固抱持“政治正确”的是官员。原因之一，惯性使然。之二，有什么道理要他们去打捞和复活对方的那部分歌曲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来是多数官员的行为逻辑。整理如此巨量的文化遗产本该是国家行为。而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这工作只能寄望于民间了。三两匹夫承担国家行为，无疑要有超强的动机。其萌生也就有了极大的偶然性：该人为何要做此事。

　　阚培桐，1940年生于柳州。其父阚维雍(时任一三一师长)，在1944年实践其“与桂林城共存亡”的诺言时(桂林城陷落后自杀身亡)，四岁的阚培桐正与母亲、大哥跋涉在逃难的路上，逃出的勤务兵追上难民告诉阚太太：阚将军已经殉国。阚培桐自幼酷爱音乐。如果不是担心自己出身不好难于录取，他一定会报考音乐学院的。而他最终报考的是沈阳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大荒。文革初期，即将结婚的阚培桐从沈阳母亲处带回北大荒父亲全副戎装的照片，一下火车被查出当即成为反革命。以后一帮北京知青来到这个生产队，从老阚那里享受到中外丰厚的音乐营养，大家成莫逆之交。以后劳燕分飞。老阚在北大荒十七年后回到家乡柳州。

　　2002年北京知青们邀老阚来京聚会。慷慨悲歌之际，产生了帮老阚编《救亡之声》的念头。一干三年，从1931—1946年的出版物中搜集到3621首救亡歌曲，大大超过此前海峡两岸出版的救亡歌曲的总和。老阚告诉我，全部救亡歌曲中两党诋毁对方的歌曲一首也没见到，大约200首含有讴歌毛泽东、朱德和共军将领的内容，大约100首含有讴歌蒋介石和国军将领的内容。正是后一部分内容，导致了在大陆出版受挫。我找过20余家出版社，均因此，不能接受或要求删掉。我的老朋友、出版总署的相关负责人在我不依不饶下坦诚相告：讴歌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的歌词太敏感，要高层领导批准才能出版。我托朋友将我的信函送到一位领导那里，终无回音。无奈之下，歌集只好交付香港一家出版公司，在2005年8.15前夕问世——八卷本，收录3621首歌曲，冠名《救亡之声》。《救亡之声》问世四个月后老阚病倒，我们安排他赴京手术。但之后再未复原，2010年去世。《救亡之声》耗尽了老阚的精力，而其未能在大陆出版，成为他永久的遗憾。

　　又是一个大年来临了。笔者又托朋友将申请信函呈上。殷切企盼，在第七十个8.15来临之前，《救亡之声》在大陆问世。

　　这部珍贵的历史文献、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一言难尽，且非我辈所能道尽。作为抗战亲历者的下一代，我们卑微的职责是将曾因政治分裂导致支离破碎的这份文化遗产打捞、整理、不删节、尽可能完整地传给后人。丢失了它们，不待后人苛责，我们将没齿不忘地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