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熊彼特的转变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强调的是个体的、英雄主义色彩的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他认为个体的企业家可以被官僚化组织代替，个体的企业家不需要了，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组织可以代替个体的企业家，实施创新。这给人的印象是有“两只熊”，一只是“熊大”，另一只是“熊二”，“熊大”支持资本主义，“熊二”投奔社会主义。

　　在熊彼特自己看来，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演化的必然结果，他也因此被认为是“演化经济学家”，在他看来，经济的缓慢进步最终会达到一个理想的均衡状态，革新本身已经降为了日常事务，人们可以通过计算的方式预见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他说“进步本身如同管理静止经济一样可以机械化”。某种程度上，这种官僚组织将代替市场的观点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倒是契合的。

　　熊彼特的这种“转变”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均衡”思想。根据均衡思想，成本—收益所记录的数据就能够指导人们的生产活动。知识，特别是隐含知识的生产和传递过程被忽视。在这种均衡假设下，“生产部对产品的估价即是人们对产品的估价，并且生产部能够通过对产品的估价对生产要素进行定价”，这时社会的生产是可以“计划的”，“生产部”可以代替企业家来安排社会的生产，市场就不需要了。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受到哈耶克的批评，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中，哈耶克说熊彼特的“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是真实的”。

　　除了“均衡”外，熊彼特上述转变的另一原因是他的企业家思想。众所周知，熊彼特非常强调企业家，但是，在他笔下，企业家是打破均衡的“外部”力量，是“功能”意义上的企业家，而不是“人”意义上的企业家。在这种假设下，企业家个人的创新，将被组织“惯例化”的创新代替。熊彼特这一观点值得怀疑的地方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总是和组织结合在一起的，总是要借助于组织的力量的，因此，事实上不存在组织的创新代替个体的创新这回事，另外，一个组织，假如没有企业家，那么它是否具有创新功能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熊彼特确实看到了，特别是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大企业越来越多地代替小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角，他的理论迎合了当时社会潮流的变化。

　　熊彼特强调组织成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组织的成长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组织变革的结果，经济成长最终应该体现在组织的成长上。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的是企业家的“市场创新”，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强调的则是企业家的“组织创新”，把组织的成长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熊彼特早期强调的是“个体的企业家才能”或“个人魅力型的企业家精神”，而晚期强调的是“企业的企业家才能”或“组织的企业家才能”，认为这一转变是必然的，是演化的结果，无所谓好不好。

　　也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熊彼特的观点，即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个体的企业家发挥才能为主的阶段，在后期则是大企业扮演主角，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实，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如钱德勒，他有本书，名叫《看得见的手》，把大企业内部的管理看作是“看得见的手”，区别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也认为大企业的规模化生产使商品更廉价，普通人也买得起。

　　但我们还是要问，企业家精神的这一转变是必然的吗?我们看到，从原始的资本主义到现代的资本主义，总是伴随着企业的成长，个体的企业家精神与组织的结合更加紧密，比如浙江也许就有这样的问题，即仍以“个体的企业家精神”为主，还没有进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阶段。中小企业长不大，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企业长不大，经济就长不大，但企业长大，也许不一定是规模大、变得官僚化，而是更专业，更有持续创造力。

　　美国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一百多年，好像没有迹象表明官僚化的大企业替代了分散的小企业，相反，很多创新都是小企业搞出来的。日本、韩国倒是好像有比较典型的“官僚化的大企业”，但现在看，这些大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值得怀疑，至少与美国的科技型大企业比，相对落后，如近期三星的表现就是这样。

　　大企业本身要一分为二地看，大企业有创新的，也有不创新的，可能更多的与市场环境有关。如美国的大企业，确实有熊彼特说的惯例化的创新，如谷歌、苹果，但俄罗斯的大企业就没有什么创新，尽管这与这些大企业身处的行业有关系，但俄罗斯缺乏使创新性的大企业得以出现的市场环境是一个事实。所以，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很重要，如刚才提到日本、韩国的大企业创新能力不如美国的大企业，可能与这些国家的大企业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扶持，而不是市场本身竞争出来的有关，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市场环境不如美国。

　　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培育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不是人为地把企业做大，因为人为扶持出来的大企业是没有创新能力的。目前，政府倡导简政放权，鼓励创新，这对培育竞争性市场环境是大有帮助的，但如不对国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继续保持国企的垄断地位，那么市场环境就难以真正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