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权威，晚年的谭其骧是幸运的。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很多都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死去了，他活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时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如葛剑雄、周振鹤等等。
对很多学者而言，有没有优秀的学术传人，往往成为衡量他们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方面，很多一流学者很在意。赵俪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经常跟他在清华大学的同学王瑶比。王瑶有钱理群、陈平原等人，而赵俪生则有秦晖。与他们比起来，谭其骧有葛剑雄这样的学生为他树碑立传，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一位了。
为谭其骧做传，葛剑雄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来，作为谭其骧培养的博士，葛剑雄对他老师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旨趣都有登堂入室的领会，在评价谭其骧的学术成就时，不至于隔靴搔痒;二来，他还是谭其骧晚年的学术助手。谭其骧晚年的学术活动，多由葛剑雄相伴，晚年的谭其骧，经常跟葛剑雄谈论自己青年时代的往事。再者，谭其骧的后人也对葛剑雄信任有加，将谭其骧的日记、书信等交给他整理使用。
一
出生于1911年的谭其骧，青年时代是在革命的激进氛围中度过的。那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口号是蔡元培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虽然读书与救国在蔡元培那里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对于少年的谭其骧而言，革命救国似乎更加有吸引力，这或许源于他一开始读的是上海大学。
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由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人创办，创办的目的就是培养革命青年。谭其骧来到这所大学，受到了校内激进革命思潮的洗礼，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职业革命家。然而到了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谭其骧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最终，社会上少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多了一个历史学家。
说到这段历史，葛剑雄曾问晚年的谭其骧：“如果你那时找到了组织，继续参加革命，现在大概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至少也应该是部长级干部了。”谭其骧回答说：“但也许早就死了。”他的回答真是坦诚，书生从事革命，难免出局的命运。倘使谭其骧继续参加革命，如果不放弃自己的书生意气，写下《多余的话》的或许就不仅仅是瞿秋白了。
青年谭其骧放弃了革命的乌托邦，走向了读书之路。在燕大研究院求学时，受到顾颉刚的赏识。在给胡适的信中，顾颉刚不吝赞美地夸赞了学生谭其骧在地理方面的才华，称其为“将来极有希望的人”。还说：“今年我所以敢办《禹贡》半月刊，就为有了他，否则我一个人是吃不住的。”
回过头来再说顾、谭两人的关系，两人合编《禹贡》，虽志同道合，却因学术风格不同产生了龃龉。顾颉刚属于“但开风气”类型的学者，但凡想到什么，先写出来发表再说。与他比起来，谭其骧则严谨得多。他对学术文章，看得非常重，对文章的要求比较高。通俗来说，对于《禹贡》上的文章，顾颉刚重量，谭其骧则重质。当谭其骧编辑《禹贡》的时候，因过分看重质量，常常延期出版，这导致了顾颉刚的不满。在葛剑雄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学术文章，谭其骧写的总是很慢，总是字斟句酌。与他学术文章写得慢恰成对照的，是他的检讨文章总是写的很快。这让葛剑雄有些奇怪。问起原因的时候，谭其骧说：“咳，解放以来这样的东西不知道写过多少了!无非是骂自己吧。”一快一慢之间，恰恰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史。
二
谭其骧的一生可谓坎坷。当谭其骧在1930年代大展宏图的时候，抗战爆发了。他先是在燕京大学教书，而后又辗转大后方，前往浙江大学任教。如果说抗战之前的北平是知识分子的乐园，那么，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则完全换了个样。伴随着节节攀升的物价，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逐渐丧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逐渐强化，当时的国民党，甚至要求所有大学的校长与教务长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短暂的兴奋之后，迎来的还是国共内战，而随着战争的爆发，物价再次贬值，民不聊生。最终，金圆券政策的失败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国民政府最终败退台湾。
1949年的朝代鼎革之际，以前曾是共产党员的谭其骧对新政权非常有信心，留在了大陆。在经过了短暂的兴奋之后，留在大陆的谭其骧，渐渐有了失落感。即便如此，他还是非常兴奋地参加了土改运动。在土改中，谭其骧第一次见识到了农民的贫苦程度。像很多天真的大学生一样，谭其骧也积极地动员农民起来反抗地主的压迫，然而，他也看到一些比贫农雇农生活更苦的人，因为其父辈是地主，也会被当作地主来批判。
土改运动之后，应该正常教书了吧。可惜好景不长，三反肃反伴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又开始了。作为复旦大学的知名教授，这一时期，谭其骧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一时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而言是相当痛苦的。正当谭其骧要做检讨的时候，发生了知名教授刘大杰跳黄浦江自杀未遂事件。这一事件不仅轰动全校，而且还惊动了上海市市长陈毅。在这种情形下，思想改造运动的力度与强度也就相应降温。经过检讨与批判，谭其骧最终顺利过关。与那些通不过检讨而备受煎熬的知识分子相比，谭其骧还是非常幸运的。
更加幸运的是，1955年他还曾因为被抽调北京，躲过了不少批判。1950年代，毛泽东在跟吴晗谈话时，指示要出标点本的《资治通鉴》，与此相配套，还应该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此事最终落在了吴晗肩上。在吴晗的推荐下，谭其骧于1955年从复旦大学借调北京社科院一年。这一时期，全国正开展批判胡适、胡风的运动，谭其骧因刚到北京，属于客人，虽然参加了相关活动，但是并没有过多受到波及。正当他觉得事不关己的时候，却有人通过匿名检举信的方式向复旦党委告密，举报他和胡厚宣、马长寿三人结成小集团，经常在一起说反动话。因为远在北京，谭其骧没有受到太多批判，胡厚宣与马长寿却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谭其骧至死也不知道，那位写匿名举报信告状的，就是他的妻子李永藩。她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是受当时频繁运动的影响。这种惊弓之鸟的恐惧感，迫使“妻子告发丈夫，儿女批判父母”。据葛剑雄披露：几十年之后，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李永藩在指责别人时，依然使用“资产阶级思想”“名利思想”等那个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
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谭其骧因当时正致力于毛泽东指派的画地图的学术任务，避过了右派这一劫难，这或许还要感谢徐常太。鸣放时期，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常太特地找到他，让他保持沉默。谭其骧听从了这一建议，最终避免了右派的厄运。划右派的时候，徐常太特地找了谭其骧，要他在小组会上对前一阶段的错误言论作一次检讨。谭其骧照办不误，会上顺利通过。对此，葛剑雄说：显然，党委对他是保护的，所以已经对下面打了招呼。
虽然谭其骧避免了右派的命运，但是他的妻子李永藩却因为口不择言，成为了右派。他的儿子因为选的一门课的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也被荒谬的划为了右派。这对谭其骧来讲，又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三
经过接二连三的批判，谭其骧终于学“乖”了。当他培养的学生准备响应大跃进的号召，提出在画历史地理图的时候也要搞大跃进的时候，谭其骧保持了沉默。对这些学生飞扬跋扈的行为，章丹枫曾有怨言，认为谭其骧应该管管这些学生。谭其骧知道后无奈地说：“章丹枫也太糊涂了，他们是来改造我的，我哪里管得了他们?”
历经多次运动，此时的谭其骧，已经算是识时务的了。文革初期批判吴晗的时候，谭其骧的同事周予同坚决反对，因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人写大字报。为了自己的安全，此时的谭其骧，也写了关于周予同的大字报。对于这一行为，晚年的谭其骧，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情，他说：我是不中用的，几次运动下来，只会跟形势了。我明知周予同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还是随大流帖了他的大字报。当时的人已经习惯了，只要党内作了决定，不管怎么样都只能拥护，只能跟，谁跟得不紧就会倒霉。
即使谭其骧贴了周予同的大字报，他还是避免不了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命运。这充分体现了当时政治运动的一个特点：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丁玲、吴晗等人概莫能外。当丁玲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时候，她是施害者。但是，当她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时候，她又是受害者。当吴晗奉旨批判别人的时候，他是施害者。但是，后来他也被迫害致死，他又是施害者。
就这样，谭其骧如惊弓之鸟一般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挨批、学习，送走了自己的大好年华。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好朋友牟润孙。对于当时牟润孙与谭其骧在1949年的情形，葛剑雄写道：谭其骧偶然遇见牟润孙，得知他正准备去同济大学作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报告，还以为牟进步甚快。但不久就听说牟润孙已失踪，以后得知他从浙江沿海潜逃香港，如不走必遭镇压。31年后，谭其骧才收到牟润孙的来信，知道他将从香港赴京出席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1980年月4日9日，谭其骧与牟润孙在京西宾馆重逢，此时的牟已作为首批访问大陆的港台史学家代表而备受礼遇。
幸好，谭其骧熬过了文革最艰难的岁月，迎来了夕阳无限好的美好时光。在他的晚年，虽然也有种种不如意，但是他毕竟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学术工作。一旦社会恢复正常，谭其骧也很快恢复了他的学术良知。后来再有人对其学术提出不正确要求的时候，他曾说：“现在毕竟不是‘四人帮’时代了，我是决心斗争到底。……我若顺从要求，我还能算一个学者吗?我不怕拖，即使拖到我死后才出，那时照某些错的主张画，人家也可以知道歪曲历史的责任不在我了。”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谭其骧，对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有了高度自觉。毕竟，学术有其自身的独立与尊严，一旦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那么，学者也将会成为政治的附属品，丧失学者之为学者的人格尊严。通读这本书，作者通过谭其骧这一个案，向我们展示了谭其骧遭遇苦难的那些时代的荒谬。但愿那些荒谬的时代永远不再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