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戈登• 布朗(Gordon Brown)首相访问美国，这是奥巴马(Obama)总统上任以来英美双方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在临行前的数日，布朗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称赞美英“特殊关系”的文章，他煞有介事地宣称：“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国际伙伴关系比英美关系曾更好地服务于世界。”然而，报道布朗在美国所受的待遇时，英国报纸铺天盖地使用了诸如“特殊关系是个笑话”以及“羞辱、绝望、麻痹”等标题。被感觉到的冷落包括一场被取消的新闻发布会、一顿工作午餐而不是国宴，以及最特别的，奥巴马一家送给布朗家人的礼物。尽管戈登•布朗送给奥巴马的礼物包括用“HMS Gannet”木料做的笔筒以及第一版的丘吉尔自传，而白宫回赠给首相的礼物却是一套好莱坞老电影的DVD。此外，布朗夫人萨拉•布朗(Samh Brown)为奥巴马的女儿们精心挑选了时髦的外套和英国的儿童书，而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送给布朗的儿子们的是总统直升机“海军陆战一号”的塑料模型。英国《观察家》(Observer)杂志认为这是“有损英国骄傲的”事件，《每日电讯报》(Telegraph)则感叹DVD套装“看起来像是白宫可能会送给到访的非洲小国家领导人的东西”，而《泰晤士报》指出：“无论是否故意，整件事情感觉像是一种冷落。”

　　在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要情绪——英国人因美国人的一种象征性的怠慢而感到羞辱——在19世纪多半是不可想象的。尽管鲁德亚德•吉卜林在1898年能给新帝国美国人提出家长式的建议，但21世纪的媒体——以一种显著的对帝国主义世界观的坚持——以白宫对待英国人的态度而在修辞上将英国变成了“一个非洲小国”。在整个19世纪，美国作家都在挣扎，试图走出同时代英国作家的阴影;1869年，马修•阿诺德表达了当时的一种普遍感觉，他强调“在文化以及整体上，美国没有超越我们，反而尚未达到我们的水平”。阿诺德关于美国人“知识平庸”以及“普遍缺乏智慧”的表述，可能与后来将美国描述成英国的粗鲁表妹似乎是一致的，但是缺少了对具有20世纪早期特征的问题的关注。首先，尽管阿诺德可能像吉卜林一样蔑视美国，但他没有预料到美国20世纪的小说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势地位。并且，尽管阿诺德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一样，认为美国文化“平庸”，但他却没有料到，在20世纪初期，这种令人担忧的平庸文化跨越了大西洋而变成了英国文化。

　　20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话语——作为本书论述中心的文学现代主义时期——使英国从19世纪对美国的自信自满转变成了21世纪已经成为可能的装腔作势。布朗-奥巴马事件之所以受到媒体如此广泛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一事件的主要影响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这些象征意义多数根源于2 0世纪初期的争辩中。譬如，礼物的文化分量——好莱坞电影与英国作者的书籍相比是贫乏的——令人想起美国大众媒体作为对英国生活以及英国文化努力的补偿价值的一种廉价冲击的历史。部分悲怆之感也源于戈登•布朗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社评;他对于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做了真诚宣誓，称自己是一个“大西洋主义者”，并且援引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作为例证。正如英国媒体迅速指出的那样，奥巴马将丘吉尔的半身像搬出了总统办公室——此举被解读为对英国的进一步拒绝。然而，在21世纪初，是英国人争抢着要保护自己的传媒产业不受美国的侵袭，当时的一些评论员认为，由于保护主义的“区域锁定”技术，备受争议的DVD套盒甚至可能不会在英国播放。

　　当约翰• 奥斯本(John Osborne)将“美国时代”描述成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环境时，他暗示了一种不同的区域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美国大众文化没有被封锁在它的海岸线之内，而是得到了富有感染力的传播，占领了大西洋彼岸的领土。奥斯本关于“美国时代”的故事本身展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被击败的时期，在此期间，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关于跨大西洋“财富转移”的令人震惊的可能性立即遭遇质疑、恐惧，以及偶尔的拥护。这里曾是一块文学写作的沃土，其文学写作涉及了一定范围的现代派模式，包括那些反映和改写了英语语言权力变化的动态。事实上，布朗-奥巴马事件极其清晰地指向了政治和外交问题，而其他当代事件则显露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艺术、文学和文化的美国化概念的持续存在一一也许，没有什么比将美国人纳入布克奖的评选范围引起的争论更清晰地显示这种存在了。

　　2002年，布克奖委员会主席莉萨•贾丁(Lisa Jardine)发现自己处在了媒体争议的中心，争议是围绕美国人是否可以被允许参加布克奖的评选展开的。贾丁反对美国作家参选，但不是——像19世纪可能已经援引的理由——因为他们文学的品质低劣。相反地，她认为美国作家远远领先于他们的英国同行，他们以更新颖、更深刻、更先进的英语语言作品势必夺得布克奖，这将导致评比的不公平，贾丁因为这些观点而登上了头条新闻。这样一种主张——随着争议的持续，既受到了公众人物的响应也受到了谴责——在考虑授奖范围的问题上，将美国与其他包括非洲、南亚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英语国家区别开来对待。布克奖前得主阿兰达蒂·洛伊(Arhundhati Roy)拒绝接受贾丁的建议，尽管她的语调并不是拥护大西洋彼岸的那一种：“我肯定没有被美国作家吓到……你在用你的智力对抗他们，不是你的经济……我不想被迫去说美国人是大男孩，我们需要受到保护以免遭遇大男孩的伤害。”布克奖得主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在呼应洛伊的情绪时，称这种对美国作家的惧怕是“可怜地缺乏主见的”。但贾丁的说法也引起了另外一些布克奖得主的共鸣。戴维•斯托里(David Storey)坦言：“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英国文学无法与美国文学抗衡。”伯尼斯•鲁本斯(Bernice Rubens)也慨叹：“没错，我认为我们无法与美国作家竞争。我们是这一比较中的侏儒。”双方辩论中援引的那些话语，“大男孩”所包含的男性身材和体格，以及在帝国主义修辞中将英国视为“侏儒”的称呼，都在将美国人加人竞赛的讨论中嵌人了英美之间的较量。这个问题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情感，部分原因在于它触及了英国抵制美国化的最后一个堡垒：文学。

　　正如阿兰达蒂•洛伊的评论指出的那样，尽管文学可能需要经济基础，但是各国文学优点的对比并非依赖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围绕布克奖的争论揭示了文学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体现英国之伟大的最后舞台。在整个20世纪初期，美国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抢走英国文学进步的风头，这个拥有莎士比亚、济慈和科尔里奇的国家在其文学作品的价值中寻找愈来愈多的庇护。按照F. R .利维斯的观点，文学是对抗美国化的必备良药;而文学又是这场英国迫切想赢的对抗赛中的本土竞争者。正如萨拉•苏勒里(Sara Suleri)所言，这场比赛不仅发生在国内，因为英国的文学文化也是主要的帝国输出品。布克奖的领土版图将英国及其从前的殖民地与美国分隔开来;它给出了一份族谱，暗示所有的英语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学与英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然，英国、英联邦与英国从前的殖民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亲属关系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虚构。在《广泛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Modernity at Large ：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中，阿君·阿帕度莱(Arjun Appadurai)通过描述自己的转变开始了对他现代世界的探索，他在印度长大，其转变体现为从想象中与英国的隶属关系变成了与美国的隶属关系。他回忆道：“我逐渐失去了那个我早年从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教科书上了解到的英国。”而相反地，“在阅读《生命》(Life)以及美国大学目录时……在性爱剧院观看好莱坞B级电影时……看到和闻到了现代性。”正如他所简明指出的，“这些都是小败仗，解释了英国如何在后殖民时代的孟买失去了帝国。”美国文化甚至美式英语已经在讲英语的世界留下了它们的痕迹，这个过程主要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以及大众娱乐兴起的时期，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兴起的时期。像阿帕度莱这样的一种观点——而他并不孤单——反映了20世纪初期想象着自己文化影响力正在减弱的那些英国人的恐惧。2002年，将美国人排除在外的决定，使得布克奖成为地球上将英国、英联邦和爱尔兰共和国聚集在—起，而作为独特的且可以识别的讲英语的实体的最后几个机构之—。由此，它成为反对世界被改造成新的和现代化的美国形象的最后一个阵地——对美国化的最后一种拒绝。

　　文学文化以及对“英国”文学的保护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尤其是自20世纪早期以来，文学和英国特性已经被富有想象力地与一种国际规模联系在了一起。从前的英国殖民地没有继续使用英镑;他们没有普遍地公开“天佑女王”的公众仪式。然而，他们确实教授和阅读了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和简·奥斯丁。是入选布克的“书”(book)成为了文化的守卫者，这种文化的全球形象已经从时代浪潮的帝国统治者变为一个安静了许多的形象，通常包括一杯茶和一本厚厚的旧小说。因此，怪不得戈登和萨拉•布朗在为奥巴马一家挑选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时选了书籍：丘吉尔自传和给女儿们的英国童书。此外，当奥巴马回访伦敦的时候所带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礼物是诸如一根老式棒球棒等，被邀请与米歇尔•奥巴马会面的英国名人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儿童书作家J. K .罗琳(J. K. Rowling)。

　　罗琳是一位特别合适的呈现给奥巴马夫妇的客人，不仅因为她恰好是萨拉•布朗的朋友，而且因为她的书已经代表并且体现了英国文化的新的全球化。在这个21世纪初的这个时刻，儿童书“正是”英国文化;写作、小说和文学成为英国特性的象征——并且将国家与其过去的辉煌联系了起来——以经济、军事或者政治机构都几乎难以做到的方式。罗琳的作品在全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令人惊讶，这些作品既依赖于又再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现代遗产的故事：一个关于逃离了现代性的英国特性的国家故事。甚至比布克奖之争更为清晰的是，哈利•波特现象依赖于有关遗产、历史和小英伦的叙述，这些叙述很像20世纪早期的那些叙述。霍格华兹呼应的是牛津、剑桥和伊顿公学，其本身就是一个英国的缩影。它古朴而雄伟，拥有惹人喜爱的场地看管人和标志性的城堡，这不是一个在美国能够找到的地方。

　　作为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得到最广泛阅读的英国小说，《哈利•波特》系列也是对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美国化话语的一种完美回应。这个系列作品描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代技术世界，另一个是英国传说和传奇故事的偶像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城堡、凶猛的龙以及迷人的鹅卵石村庄。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个“有魔法”的世界里，魔法代替了科技，而古怪的魔术师的行为像时间旅行者一样，不会工作，甚至不了解电话。如此许多的让魔术师感到着迷而又困惑的发明似乎都与美国有关——汽车(福特)、电话(贝尔)以及飞机(名义上与莱特兄弟有关)——将背景设为美国世纪的晚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尽管美国世纪具有似乎被新技术赋予了神奇质量的特征——会说话的盒子!移动的图片!在月球上的人!——但在波特的世界里，魔法代替了机器。

　　为了显示这种二分法，罗琳将古老的魔法师与她称为“麻瓜”的机器世界的居民做了对比。从系列作品的第一本书开始，麻瓜就与哈利最熟悉的人扯上了关系，比如哈利的肥胖的爱欺负人的表哥，听起来有点像漫画中的美国人。哈利的麻瓜亲戚们缺乏想象力并且粗野，沉迷于科技，说话大声，喜爱自己的巨型汽车，而且往往吃得过饱。然而，无论这个麻瓜家庭会如何让人想起英国人所谓的大西洋彼岸的表弟，他们实际上是美国化的英国人，此时美国化已经“成为”英国的美国化。现代英国要想抵制美国化为时已晚。而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正是古老的英国文学——融合了一种新的多种文化的英国文学——使精神和想象躲避了不再抱有幻想的机器世界。

　　此外，这个庇护所是以一种与英国对美国化的辩证态度有关的形式出现的。为了成为魔法世界的一员，哈利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咒语。这些咒语受到的影响涉及了从拉丁诗文到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这些各不相同的咒语统治了魔法世界，以某种类似于诗歌的东西有效地取代了科技。在现代化的麻瓜世界里，如果你想看得更清楚些，你只有打开爱迪生发明的电灯;而在哈利的新世界里，你可以一边挥动魔法棒一边念咒语。奥尔德斯. 赫胥黎在他的1932年的反乌托邦作品《美丽新世界》里，为约翰配备了莎士比亚的“魔法词”以抵制现代化、美国化的噩梦，与此极其相似的是，这里的另一个古老的英语魔法世界本身也是由语言的力量驱动的。在波特系列作品中，这些咒语随处可用，这些简短的玄幻诗歌蕴含着文学和语言的力量——都是即时写下来并且与口述传统相关——即便作品本身也体现了英国文学至高的市场力量。

　　J.K.罗琳可能不会将F. R. 利维斯视为自己的一个灵感来源，但她的虚构世界却与利维斯关于英国特性的怀旧小说惊人地—致。毕竟，这是一个拥有质朴小屋以及许多尖塔学习城堡的世界，一个语言本身就具有魔法的世界。尽管这一系列的作品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事物，但如果过去的一个世纪在文学和公共话语中，没有关于曾经繁荣的英国的各种怀旧想象的话，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将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当然，自2001年以来，与图书具有同样影响力的波特现象是电影。尽管传言可能不是真的，罗琳坚称她的作品的电影改编不是好莱坞的成果，而且主要演员没有美国人，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仍然保持了它们的民族风格。笔者毫不怀疑，罗琳本人与其他任何英国人一样，喜欢美国和美国人;当然，她从美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然而，在她吸收和改写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美国化的故事时，她也成了一位反现代性的诗人，娱乐产业又将她的反现代性的作品卖给了美国人的主题公园和DVD。以这种方式，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体现了现代更为狡猾的(而且更有利可图的)一种平衡做法：“通过”现代化推广古老的英国。

　　19世纪末，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指出，提到即将来临的20世纪最重要的一项是“北美说英语”。几乎100年以后，法国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回顾过去时说，“美国是现代的初始版本。”即便现代恰当地说并不是有一个起源之类的事情，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它肯定与美国有相当的关系。另一个重要的说英语的帝国大不列颠，20世纪初与美国相关的现代性有着最为重大的利益关系。后记中提及的逸事——布朗-奥巴马事件、布克奖之争以及哈利·波特现象——展示了20世纪早期，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讲得最清楚的故事的持续存在和改编。与此同时，这些近代的事例能够提醒我们以英国框架作为一种学术指南的重要性。在美国化的标题下，英国文学领域有时候似乎显得分散——对国家和帝国、大众娱乐以及语言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连贯整体的各个部分。当20世纪的英国文学研究固化为一个领域的时候，它可以运用美国世纪的概念作为其研究的一个令人信服的框架。既然许多人认为美国时代即将结束，就像法里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的《后美国时代》所表明的，那么，回顾和了解英国看起来正在衰落而世界似乎趋于美国化的那个时期就变得更为迫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