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巴黎的纪念

　　时值战争结束70周年，法国作为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之一，各种纪念活动接连不断。从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展开反击，到1945年5月8日德军在兰斯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这期间大大小小的事件几乎都被提上纪念日程，其中以光复巴黎的纪念活动最为丰富。为缅怀挥师解放巴黎的指挥官勒克莱尔元帅，市政府决议将其遗体迁至荣军院圣·路易教堂，整个巴黎光复七十周年的活动从此展开。去年8月25日这一天，市政府在市政厅广场举办了一场大型的声光电演出，邀请市民参加免费舞会。并与巴黎解放博物馆合作，辟出圣·让大厅举办名为“1944年8月，为自由而战”的展览。一面长22米的电视幕墙，循环播放巴黎起义的许多珍贵影像。

　　巴黎历史博物馆别出心裁地复原了一次70年前的摄影展，名曰“被解放、被拍摄、被展示的巴黎”。那是巴黎解放刚过几周，时任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的弗朗索瓦·布歇(同时也是抵抗组织成员)深感收集这一历史时刻影像资料的重要性。他以博物馆的名义在报刊杂志上广发广告，面向大众征集有关巴黎解放的摄影作品。经过甄选、归类、编排后，布歇将这些余温尚存的影像组织成一次解放巴黎的摄影展。展品中既有专业摄影家(像杜瓦诺、祖贝尔、塞伯格)的作品，也有业余爱好者，甚至普通民众的偶然之作。巷战中的抵抗组织战士、被俘的纳粹军警、进城参战的联军士兵、重新自由地走上街头的巴黎民众……时隔七十年，这次展览以当时的面貌复原。一切又带我们重新回到那激动人心的一刻，空气中洋溢着胜利的兴奋与喜悦。

　　对法国人来说，在欧洲战场的全面反攻中，解放巴黎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他。巴黎的解放一洗被纳粹德国统治四年的耻辱，将法国在盟军、盟国中的地位凸现出来。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战略意义。在盟军的“霸王计划”中，莱茵省盆地，德国人重工业基地才是主要的行动目标，解放巴黎起初被安排在十月末。然而，随着盟军在欧洲大陆展开反击，人们已经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法国境内武装(FFI)不等盟军的到来，就开始策划巴黎的大规模起义。

　　8月10日，全巴黎铁路工人大罢工，接着地铁工人也加入进来，整个巴黎大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陷入瘫痪。8月13日，巴黎武装宪兵罢工。8月15日，警察也宣布起义，占领西岱岛警察局。这一切最终演变成8月19日的全市大罢工。人们阻塞道路，筑起街垒，与德军、伪军展开巷战，武装冲突不断，至23日达到顶点。起义军声称已占领了大半个城市。但随着德国人的反攻，局势岌岌可危。得到戴高乐的授权，当时还是将军的勒克莱尔率领第二装甲师连夜奔赴巴黎。艾森豪威尔迫不得已命令美军第四装甲师跟进作为后援。而德军方面，总指挥冯·肖尔铁茨将军并未执行希特勒欲将巴黎变成斯大林格勒的焦土计划。8月25日，遭遇德军短暂的象征性抵抗后，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一开进巴黎南城的奥尔良门，德军便宣布投降。

　　8月26日，戴高乐在人群簇拥下走上香榭丽舍大街，面对成千上万来观看入城阅兵的民众，他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演讲：

　　巴黎!被凌辱的巴黎!被蹂躏的巴黎!被折磨的巴黎!如今被解放的巴黎!巴黎被自己解放，在法国军队和全法国的支持下由她的人民解放，那是独自战斗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

　　在激动人心的演讲过后，人们夹道欢迎入城作战的法国第二装甲师，以及随后的盟军美国第四步兵师(为了满足戴高乐所坚持的由法国人自己解放巴黎的要求，美军等到法军完全入城后，才开始由意大利门入城)。整个巴黎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狂欢。荣耀似乎环绕在每一个参加欢庆的人头上。这一刻荣耀属于法国，属于在场的所有人。然而，人们并未意识到，第二装甲师里竟是清一色的白人士兵，而二战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武装力量有65%是非洲法属殖民地的黑人士兵。为什么组织起一支完全由白人组成的部队解放巴黎?这是怎样实施的?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一秘密在60多年后才由英国BBC电台揭开。

　　被漂白的第二装甲师

　　事实上，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有四分之一黑人士兵。由于这些人大多是在法属西非塞内加尔招募集结起来的，传统上我们又把他们叫做“塞内加尔土兵”。正当人们在巴黎街头奔走相庆的时候，这些“塞内加尔土兵”却无缘加入胜利欢庆的队伍，甚至没人向这些不远万里奔赴法国，为反法西斯斗争献身赴死的黑人战士表示一丝感谢。

　　2009年，BBC电台的一档节目对相关历史档案进行解密，指出在当时为了取悦戴高乐，英美联军的指挥部要确保解放巴黎的部队仅仅是白人士兵。从政治上和面子上考虑，戴高乐强烈要求由法国军队自己解放巴黎，而且在巴黎出现的所有队伍中都不能有黑人面孔。这其中的历史渊源要追溯到一战。一战中法国雇佣了大量黑人士兵，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把战争的失败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归结于黑人的胜利，“黑色耻辱”，这让戴高乐一直耿耿于怀。

　　艾森豪威尔的陆军参谋长，也就是后来的中情局长W·B·史密斯在一份机密档案中这样记录：“戴高乐希望他解放巴黎的第二装甲师完全由白人士兵组成。因为在自由法国武装力量中只有这个师黑人士兵的比例最小，占士兵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是唯一有可能重组成‘白人武装’的部队”。而当时的美国部队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军队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禁止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并肩作战，直到战争的末期这一状况才有改善。

　　戴高乐终于如愿以偿，第二装甲师被成功漂白，“塞内加尔土兵”被剔除出队伍。在入城阅兵仪式上，我们见不到任何黑人士兵的面孔。尽管1940年战争一开始，他们便加入了保卫法国的战斗。据当时法国国防部的统计，1940年有17.9万的“塞内加尔土兵”进入欧洲战场，伤亡达1.7万人。就像当时一首黑人军歌所唱到的那样，“就是我们这些非洲人，来自远方，来自殖民地，为了保卫祖国……”。

　　然而这些英勇的战士未享受到任何胜利的喜悦，更未能在首都被人们夹道迎接。更诡异的是被召来替换“塞内加尔土兵”的所谓白人士兵，也并非法国人，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西班牙。为了配合这种纯粹由白人主导的解放，英法联军也在他们的部队中雇佣了大量的来自北非和叙利亚的士兵。为了实现这种可笑的“白色的胜利”，所有人不惜弄虚作假。

　　第阿诺亚惨案

　　2012年，刚刚上任不久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出访非洲，首站塞内加尔。在塞国国会他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演说。虽然演说主要着眼于当下与未来——法非合作的现状与未来的展望，但他并未完全抛开历史不顾，回避法国殖民史上不光彩的一页。这当中他特别将一个事件提了出来：

　　我们的历史当中也曾有过阴影。比如1944年第阿诺亚的血腥镇压，造成35个曾经为法国而战的非洲士兵的死亡。我决定将法国政府所掌握的全部关于这出惨剧的档案交给塞内加尔，以使它们得以在纪念馆中展出。

　　演讲中，奥朗德所提及的这35名非洲士兵，正来源于一支2000人的“塞内加尔土兵”，他们同样是“漂白”政策的牺牲者。这些人中大多数1940年就参战了，属于被德军俘虏的8万非洲士兵，被关押在设于法国的战俘营里。到1943年底，法国内部武装力量陆续将这些黑人士兵解救出来时，他们有一大半已死于非命。临时政府的武装无意将之收编，决定把他们遣返回非洲。这一支2000人的“塞内加尔土兵”便被发往法国西北部的港口小城莫尔莱待命。由于缺少船只，他们不得不陷入漫长的等待，而且政府许诺的补偿和抚恤金根本不见踪影。如此的怠慢和敷衍，很难不让人同情这些曾为法国而战的非洲英雄，他们心中的愤怒也可想而知。

　　1944年11月，正当巴黎举行战后第一次盛大的游行阅兵时，这些“塞内加尔土兵”接到了开拔返回非洲的命令。因为抚恤金仍未兑现，300人在港口拒绝登船。接着在卡萨布兰卡转航时，又有400人拒绝前往行程的目的地——塞内加尔的达喀尔。11月21日，最终1280人到达目的地，被临时安置在距离达喀尔不远的第阿诺亚军营中。军方想尽快摆脱这些“塞内加尔土兵”，恨不得马上将他们遣散回老家，计划中第一批500人将于11月28日登上开往巴马科的火车。之前，军方为了让这些土兵开拔，在莫尔莱做出了种种许诺，但这些许诺迟迟不予兑现。愤怒的“塞内加尔土兵”拒绝离开第阿诺亚军营，他们阻拦前来巡查的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军团总指挥达尼昂将军的汽车，向其申诉他们的要求。达尼昂表面上答应了他们的诉求，可旋即于12月1日以兵变叛乱为由调集起另外三支土著人部队、两营步兵、一支士官小队、一辆美国坦克、五辆装甲车，对“塞内加尔土兵”予以镇压。在官方的报告中，镇压造成35人死亡，35人受伤。45人被关押，其中35人在1945年被判处十年徒刑。关于这一惨案，同样曾当过“土兵”的塞内加尔导演乌萨姆·塞姆班在他1988年拍摄的电影《第阿诺亚军营》有过十分详细的描述。

　　我们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官方档案中，真正的罪行往往被轻描淡写，甚至肆意删减，而受害者则被故意抹黑。比如，报告中提到的一封在“叛乱”之前由殖民地部队指挥部发出的电报便未见于档案。“这么重要的档案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消失”，研究殖民史的历史学家马尔麦勒·马蓬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对她来说，历史学家必须要有完备的可信资料才能重建被遗忘的历史事件，并给出他们的解读。现存的资料显然被做过了手脚。然而根据对这些资料的反复阅读比照，我们终究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一些可疑之处。

　　比如，一封编号为2080的当时殖民地部队指挥部的通报，是在1944年10月21日“塞内加尔土兵”从法国启程前一个月发出的。在通报中，对于抚恤金的发放已经给出明确的指示：四分之一在启程前发放，四分之三在到岸后补齐。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在旅程中失窃。如果按这个计划执行，一千多名“土兵”的情绪大可得到安抚。究竟中间又出现了什么变化或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致使情况恶化?而官方的报告却指控这些曾经的战俘受了德国纳粹宣传的毒害，受了解救他们的抵抗组织共产主义的毒害，在道德上、智力上和社会层面上不能够理解反法西斯运动的必要和伟大。

　　此外，1944年12月5日，达尼昂将军的报告中写的是“24人死亡、46名伤者被送往医院不治身亡”，那么共计有70名死者。但1945年，在他的上级佩雷耶将军的报告中，数字变成了35死、35伤。这个数字一直被官方档案沿用至今。仅仅过了两个月，死亡的数字就减少了一半，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事实上，死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70人，甚至有历史学家考证多达200人。

　　殖民军方未能兑现许诺，直接导致了“塞内加尔土兵”的不满。但历史学家马尔麦勒·马蓬也强调，“造成这次血腥镇压的根本原因，并非土兵们激烈的申诉，而是这些人对平等和荣誉的憧憬”。因为当这些士兵在被遣返故土时，对于法国军方来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为法国而战的战士，也不再是德军集中营的俘虏，一踏上非洲的土地，他们就又重新成为被殖民统治的非洲土著。而这些人在经历过反纳粹、反法西斯、为自由和平等而献身的斗争后，已经没办法重新接受殖民压迫。

　　塞内加尔土兵

　　“塞内加尔土兵”作为殖民地部队并非二战中才出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它是当时法兰西殖民帝国中一支重要的武装，通常也被称作“黑色力量”。这些士兵并非全部来自塞内加尔，它从整个法属西非与赤道非洲招募而来(这里面有购买来的奴隶，战俘和因各种原因而加入的志愿者)。因为1857年，第一支土兵武装在塞内加尔被组建，所以之后的法国黑人殖民武装都被笼统地称为“塞内加尔土兵”。

　　起初，由于白人士兵很难适应热带气候，疾病频发，组建“塞内加尔土兵”主要被用来投入非洲大陆的殖民地战争，被用来开发新的疆土和维持当地秩序。比如，1895年至1905年，他们便参与了对马达加斯加的武力征服。由于他们骁勇善战、忠诚不二，许多土著士兵被提升为军官，甚至成为自主行动的部队。1910年，陆军中校蒙冉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黑色力量》。“塞内加尔土兵”的价值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塞内加尔骑兵一直都是我们队伍中最好的骑兵，这些黑人骑士在马上敢冲敢打且耐力十足，意志力与战斗力都无可比拟”。他甚至强调，黑人士兵完全可以被应用到欧洲战场上。而不久之后一战爆发，正是由于大量的黑人士兵的参战(仅欧洲战场就有大约13.5万人)，确保了法国最终的胜利。

　　在几乎所有大型战役上我们都可以见到黑人士兵的身影。从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与法国本土士兵并肩作战，到1917年的埃纳河战役中两个完全由“土兵”组成的兵团立下军功，再到1918年兰斯保卫战，许多“塞内加尔土兵”由于作战英勇被授予了荣誉勋章。特别值得一书的是1917年至1918年的“巴尔干行动”。1916年东方部队登陆萨洛尼克，建立后援基地迅速向北推进，1917年7月三个殖民地步兵师的十四个非洲营加入到战斗中来。他们起初被作为辅助力量，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些非洲士兵在恶劣气候和艰苦的山地条件下奋勇战斗，才带来了战争的根本性的转折。他们攻陷了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尤斯库博，最终导致奥匈帝国防线的溃败。1924年，为了纪念非洲士兵的英勇作战，在兰斯还树立起一座黑人英雄纪念碑。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曾在《致为法国献身的“塞内加尔土兵”》中写到：

　　太阳出来了

　　它轻抚着少女的胸脯

　　它带来绿色长椅上老者的笑容

　　它唤醒故土下的死者。

　　……

　　请听我说，塞内加尔土兵们，在黑色大地与死亡的孤独里

　　在你们昏暗封闭的孤独里，那是比我在普罗旺斯深处黑色的皮肤还深的孤独

　　感觉不到躺在身边的同伴的温暖，那曾经的战壕中的温暖，

　　那曾经村子里聚会闲谈时的温暖。

　　请听我说，黑皮肤的土兵，即使你们孕育黑暗的脏腑已无知无觉。

　　……

　　请听我们说，那些伸展在水中的死者，遍布东部和北部的平原。

　　请接受你们黑色兄弟的致意，塞内加尔土兵们

　　为了共和国献出生命。

　　一战结束，由于军费预算的锐减和大量本土士兵的伤亡，法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扩大殖民地武装力量，以填补国防武装的空缺。类似“塞内加尔土兵”，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法属殖民地大力发展殖民武装，比如它的“北非联军”招募的就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土兵”。

　　二战伊始，这些殖民地武装被布置在法国防线的最前沿，损失惨重，有8万人被德军俘虏。起初，他们与所有战俘关押在一起，但由于纳粹的种族政策，也由于希特勒所铭记的一战的“黑色耻辱”，很快他们就被分离出来，押送至法国本土的战俘营。第阿诺亚惨案中的“塞内加尔土兵”就来自这批被解救的战俘。

　　战争后期，自由法国武装力量在非洲组织起一支大约12万人的殖民地武装，由北非和黑非洲的土著以及在非洲的欧洲人组成，被称为法国B军团。他们先后参与了北非的哈肯井之战、意大利的卡西诺山战役、抢夺易北岛，以及最重要的普罗旺斯登陆。普罗旺斯登陆是与诺曼底同等级别的登陆，它开辟了南方战场，使盟军队伍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迅速向东推进。在登陆之后，这支队伍接到来自上级的“漂白”的命令，在土伦大批的黑人士兵被抵抗组织的白人士兵替换下来。到1944年底，大约有1.5万名“塞内加尔土兵”被从法国第一集团军中剔除，遣返回非洲。

　　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塞内加尔土兵”仍然是战后法国不可或缺的殖民武装力量。此后又有大量的黑人士兵先后参与了法国在印度支那与北非殖民地的战争。在印度支那他们与欧洲、北非、印度支那的士兵一起作战，投入越北东京和奠边府异常艰苦的战斗中，他们表现得出奇顽强。在北非，他们又单个加入当地政府武装，帮助维持法国殖民地的秩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非洲各地独立运动的兴起，作为法国海外殖民武装的“塞内加尔土兵”渐渐如烟消云散，不见踪迹。独立的非洲国家本身似乎也不愿提及这段为曾经的宗主国征战的复杂历史，法国政府更是一度宣布免除所有曾经为其服役的殖民地士兵抚恤金的发放。于是“塞内加尔土兵”这段上百年的征战史也渐渐被封陈进历史档案中，越来越少有人提及。

　　记忆的责任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70周年，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各种纪念活动热闹非凡。这让人不禁想起保尔·利科关于“记忆的责任”的探讨。他认为无论如何政府都首先应当为政权过去的错误负担起应付的责任，而承担责任的要务之一就是要还原历史的真像，因为只有了解了真像人与人之间才能达成真正的和解。然而他又十分警惕那种流于表面的集体责任。就像是某种虚浮的表演，责任被转化为空洞的无意义的道德口号。他哀叹，“这种让人忧虑的表演，它在此处带来太多的记忆，同时也在别处带来太多的遗忘，就更不要说那些共同记忆的影响与记忆和遗忘的滥用了”(《记忆、历史、遗忘》)。

　　就像“第阿诺亚惨案”，总统奥朗德在塞内加尔国会许诺交出所有相关档案，但他不会不知道根据法国的遗产法，军方档案具有不可让渡性，这种不可让渡性也不受时效约束。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无法让渡这些档案，让其进入公共领域。奥朗德的慷慨发言难免流于说辞。就像那些因“漂白”需要而被有意遗忘的“塞内加尔土兵”，虽然我们可以举办大型的纪念活动，比如邀请十数位非洲元首参与“普罗旺斯登陆”纪念，形式排场铺张得惊人，而当具体落实到补偿某个殖民地老兵，或是恢复他的名誉时，一切就变得艰难曲折。

　　然而，事实上仍存在着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记忆工作，它们更趋于个人化。绕过那些纪念碑，那些共同记忆的象征物，一些历史研究者、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他们用自己对过往的认知，寻找到一些必要的词汇去填补历史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