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收入除了用于消费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积蓄，更没有什么像样的不动产。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以及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的政策导向下，财产存量在中国居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财产差距也日益增大。根据我们的研究，2010年中国居民家庭平均净财产约为40万元，财产基尼系数超过0.73。由此可以发现，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国就从一个无产者社会转变为一个私人财富剧增的社会，而且从过去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转变成一个财产差距巨大的社会，这一情形全球罕见。

　　居民财产水平迅速增长但结构畸形

　　首先，中国居民财产有了飞速增长。平均来看，家庭人均净财产每年都以接近20%的速度扩张。2002年居民家庭人均财产平均只有3.2万元，而2010年家庭人均财产总量为13.2万元，为2002年的4倍。这表明，在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在经过多年的储蓄积累之后，中国居民财产总量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程度。而且，中国居民财产的增长是全方位的，每一财产分项都有了快速增长。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居民持有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数额大量扩张。

　　其次，房产在财产总额中占主导地位。房产占总财产的比例由2002年的57%进一步大幅度上升到2010年的74%，财产结构严重畸形。从财产的积累来看，居民除了大量投资于急剧膨胀的房产外，几乎很少有投资于其他实体性或生产性领域。尤其是，生产性固定资产占总财产的比例甚至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样，耐用消费品价值和土地财产的比例也显著下降。换句话说，虽然居民的财产总额高速积累，但主要来自于具有泡沫性质的房产价值，真正让居民享受到的耐用消费品价值或进行未来投资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模式的财产增长，一没有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二没有进行可持续的周期再生产，长期来看不具有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扭曲了中国的经济。产业更多地向房地产转向，如服装公司不做服装了，电器公司也不做电器了，甚至连餐饮业也不做生意了，都把资金投向了房地产行业。

　　居民财产差距迅速扩张

　　首先，中国居民财产差距显著扩张。虽然中国居民的财产经历了高速增长的过程，但也历经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异常分化过程。根据计算发现，过去十年财产高速积累的过程只发生在极少数高收入群体上，而其他收入阶层的居民则并没有经历财产的显著增长。90%以下所有居民的财产占有比例都在下降，而唯有最高10%的群体所占的份额飞速上升，其所占的财产份额由2002年的39%增加到2010年的64%。与高财富阶层财产价值急剧增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财富群体财富积累的缓慢过程。占有财产最低的10%居民所占财产份额，或者没有多大变化，或者有所下降。如果进一步对比最低的20%居民组所占财产份额，它们在城镇、农村和全国样本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结果是财产最低20%居民所占财产份额在全国样本中不足0.5%。

　　其次，高收入群体财富迅速膨胀。另外，从基尼系数的测量角度来看，居民财产差距出现了巨大扩张，财产差距基尼系数由0.538上升到0.739。仅在十年内，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就上升了0.2以上。这表明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的财产差距也快速扩大，而且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而且随着财产水平的提高，组内不平等程度也快速提高，特别是在最高的十分位组，不平等程度呈现一个加速递增的趋势。这表明，在高财产人群的内部，财产的不平等程度反而更大，因为最高财产群体的财产过高，从而直接拉大了不平等程度。所以说，中国目前居民的巨大财产差距，主要来自于高财产群体的极高财产，而不是来自于低财产群体的低财产。从这个角度来说，极少一部分人迅速积累巨额财富，是导致中国财产不平等程度急速扩大的主要原因。

　　再次，城乡内部分化严重。一方面，城乡之间人均财产的差距也由2002年的3.2倍扩大到2010年的6.1倍。而且，在全国居民总财产差距的分解中，城乡之间的差距在2002年中占到31.0%，2010年则下降为23.4%。由此可见，虽然城乡之间居民财产分布的自身差距在扩大，但城乡内部财产分布差距是以更快的速度在扩大，所以它对全国居民财产分布差距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却是在下降。另外一方面，在过去十多年内，房产出现了高速扩张和极速分化，无论是从房产集中率还是份额来看，房产都成为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其他因素都具有整体缩小财产差距的原因，特别是来自于金融资产，它解释了财产差距缩小的26.3%以上。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市场改革加速，资本市场化和一体化进程在不断进步，居民进入资本或金融市场的政策门槛也越来越低，从而更多普通居民能从资本市场中分享金融财产性的收益，并构成财产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而且，耐用消费品和土地资产的分布愈发均等，从而具有缩小财产差距的作用。

　　最后，政策上需要严防财产分配的迅速恶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居民的财产差距迅速增加，2010年全国居民财产分布差距基尼系数已达到0.739，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财富分配高度不均等的国家之一。一般而言，市场化程度越低，居民收入参与产生财产的机会就越少，所以因初始收入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居民财产差距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深而拉大。同时，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本质及其“马太效应”也会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但是，另一方面，财产差距的过度拉大主要还是来自于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不完善、不合理和不合法现象，而并不是纯粹市场化本身所导致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各种权力的货币化、腐败、市场分割和垄断都会导致财产的迅速扩大，加上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某些产业、要素、领域内的生产要素价格提高，从而为某些集团的财产高速积累提供了可能。同时，在资产价格飞速增长的背景下，先期持有较多金融性和住房资产的居民财产迅猛增长，而没有持有这些资产居民的财产并没有什么增长，从而居民的财产分配迅速恶化。

　　警惕高房价带来的宏观经济变局

　　首先，房价是财产增长的主要原因。在扣除房价因素后，居民房产价值将下降一半以上，居民总财产价值也将下降40%。如果扣除房价因素，即只保留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的变化，那么房产价值占总财产的比例也会相应地下降。由此说明，居民房产价值的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住房价格的快速上升。综合来看，在房产开发面积稳定发展的背景下，房产价值的爆炸式增长其实是房价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持续飞涨的真实反映。可以说，房产价值畸高的背后，存在一系列的泡沫的担忧。一旦扣除价格和消费水平差异因素后，中国居民的房产价值在总财产中所占比例则大幅度下滑。而从财产分层继续进行考察后，我们发现，越是富有的群体，其房产占其总财产的比例则越高，最低10%群体房产价值占的比例只有50%左右，而最富有10%群体房产价值的占比高达近93%，越是财产富有的群体，其财产来源极端化的现象越是严重。这种严重畸形的房产比重，不能不让我们产生对中国居民财产结构极端化的担忧。目前国际上通常用“房屋收入比”这一指标来衡量房价和家庭年收入之比，公认的合理“房屋收入比”区间是3-6倍，低于3倍，住房供不应求，高于6倍，则超出了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当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了10倍，特别是一线城市大多都超过了20倍。如此之高的房价必然不能长久持续。一旦房价下跌，则将造成与之相关的所有资金链条的断裂，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其次，房价显著扩大了财产差距水平。在剔除房价上升因素后，我们发现居民的净财产分布仍然非常不均等，然而不均等程度有了大幅度地下降。以全国样本为例，剔除房价上涨因素后，居民净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由之前的0.739下降至0.663，降幅超过10.3%。这表明房价上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估算了房价上升因素对于2002-2010年期间居民财产分布差距扩大的影响作用，发现这一期间居民总财产分布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了37.3%，其中11.5个百分点是由于房价上升引起的，占基尼系数上升幅度的37.9%，而其余的62.1%来自于非房价因素，由此表明房价上涨因素导致了中国居民财产差距的快速扩大。

　　再次，要警惕高房价危局。正如一般的通货膨胀更不利于低收入人群一样，房价上升也往往会更加不利于无产者和少产者人群。另外，在财产的结构方面，在中国出口不振和地方经济困难重重的背景下，房地产仍然是很多地方重要的产业之一。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是地方政府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房市一旦疲弱，土地收入减少，一些财政较弱城市的抗风险能力就会相应减少，地方政府的偿债风险也会极大提高，这也是地方政府不愿调控、打压房产泡沫的直接原因。然而，如此之高的房价必然不能长久持续。一旦房价下跌，则将造成与之相关的所有资金链条的断裂，引发经济危机。所以，要减少经济陷入危机的风险，就必须调控房地产市场。当前，房产之所以让人趋之若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银行存款利率太低，而金融资产的投资渠道并不十分普及。如果家庭的非房产投资能够获得足够的回报率，如达到资本的净收益率8%左右，则10%左右的房价增速将不会引起投资性住房需求的大幅增加，因此需要制定政策来提高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使房产不再成为唯一可供投资的高回报资产。另外，还可以开征遗产税、房产税等，增加房产持有成本，并适当减免其他方面的税收，以此来降低投资性住房需求。总的看来，要真正扭转财产差距的飞速扩大趋势，仍然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力度，破除影响财产分配改革的障碍，从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作者万海远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实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