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刘震云日前在北京大学与一些学者进行了一场以“文学乡村的复活”为主题的对谈。本文根据其讲话整理。

　　我参加过不同的国家针对我作品的讨论会，发现角度都非常不一样。今天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是李洱老师说的，他说我写的比略萨好一些。

　　在我看来，生活有两种洪流，你到底要写哪一种洪流。一是历史的洪流，很多批评家都谈到，发生在20世纪，最大的洪流是什么，就是中国这种翻天覆地的、暴动的、血腥的、荒蛮的东西，这种洪流确实出现过很多杰作，不仅是中国，也包括国外，像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以及福克纳的一些作品。

　　还有一个洪流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我们随时能见到的他内心的洪流。对于一个作者来讲哪个洪流更重要?肯定所有的人都会说第一种更重要。它带来的是什么，第一种洪流会给一个作者带来的利益，大量的认知以及全世界的认知会更快速一些。

　　在海外，一些中国作家会告诉西方人说，“我的作品在大陆是出版不了的”，西方人一听立马就热烈欢迎他们。第一种洪流特别好处理的是你站在一个反对的立场就足够了，主流的人说是好的，你就说是坏的就可以了。这样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样的文学对生活的切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但是，还有一个角度，一个普通人自己内心的洪流可能跟历史的洪流有交集，但是未必认识或认同那个历史的洪流，就像杨百顺一样，他可能认为他村后的那条河流是重要的，而不是汹涌澎湃的历史的、血腥的、暴力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洪流是重要的。

　　陈福民老师教育我，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一个作家选择写作的时候，是从易，还是从难。大海表面的波涛是非常汹涌的，写它是相对较容易的。但是它还有内部的涡流和潜流，写起来确实对于认知，需要一段时间。不仅评论家难以下嘴，作者写的时候也难以下笔。

　　另外，还有一个认识的角度，有时候我们分析作品的时候容易从抽象出来的概念出发，像《一句顶一万句》，只是说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包括中国人的孤独，对不对，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有人说，这本书讲的是中国人的人心是怎么安放的，更符合我当时写作的本意。

　　《一句顶一万句》中这百十个人的心是怎么不同地安放。一个法国的评论家就说，有一段他特别感动，吴摩西跟养女的关系比跟妻子的关系好多了，过去他不会说话，跟小孩特别说得来，两个人最爱干的一件事儿，就是一块拉面。这个小孩丢了以后，他一定要找到她。

　　韩国人关心的又是另外一个方面。他说你这里的县长好，第一他还做木匠，一个政治家如果有这个爱好，一定是好的，我们韩国总统都是政客。县长还喜欢听戏，而且听戏他不喜欢女人，喜欢男旦，但是他好像又不跟他干什么，两个人就在那手谈，下围棋，还不让戏子把衣服脱下来，还是彩妆。两人日常都不苟言笑，为了一盘棋，竟共同大放悲声，真是好，人类心情的孤独。

　　出阿拉伯文《手机》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的是这一段：两个人，经常一起背书包上学，一个没娘，一个娘傻，两个人常常端着矿灯，站在村后的山坡上往天上写字。一个爱写的字是：

　　娘，你不傻

　　另一个爱写的字是：

　　娘，你在哪儿

　　两行字，能在漆黑的天幕上停留五分钟。

　　《温故一九四二》出法文版的时候，法国人说，好的地方在于你写饿死300万人不是重点，重点是饿死了300万人以后，突然日本人来了，突然给灾民发放粮食，但是有一个前提，吃了粮食帮日本军队打中国的军队，这个粮食你是该吃，还是不该吃。

　　他说这个问题萨特也曾经提出来过，萨特写过一本书《德军占领下的巴黎》，占领前社会秩序特别差，德军占领后，反而好了，因为宵禁。另外法国男人对女士不讲礼貌，但德军特别讲礼貌，一个法国女人在公交车上从来没有人让座，但是德军却给她敬礼让座，坐还是不坐?萨特说这是个比德军占领巴黎更重要的问题。

　　作者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样的，起码从我来讲，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一个大的概念，和一个个体生命对世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在谈内心世界的时候，一定跟新闻联播、跟历史洪流没有任何关系，谈的就是家长里短，这家长里短没有人认为它重要，我觉得它重要，能不能成立还需要历史认知的过程。

　　整理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