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文化产业
过去，上海有一条路，叫做四马路，总长不过1453米。这条路是一个开放的奇迹，我国近代文化产业，就在此兴起。在四马路及附近的望平街上，新生了无数报馆、书馆、印刷所。
1872年，英商美查，在此创办中文报纸《申江新报》，即《申报》。从此，四海报人、笔士接踵而至，聚集于此，形成海派文域。在不到3里路长的马路上，他们竟然开了100多家私营的书报馆，有史以来，中国的文人，何尝有过这般盛世?上海四大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都从这里印发;我国三大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在此地出书。
这里出的书，不仅有《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还有严复译的《天演论》和林纾译的《茶花女》，可谓古今兼收，中西合璧，既保留中国传统，又追求世界潮流。这里是文化的产业化基地，也是文人的自由化基地。在四马路上，他们有了选择的机会，文章不一定非要卖给帝王，思想有自己的市场。自由撰稿人从全国各地跑到四马路来，分享自由之思想的阳光。还有政客化了的文人，当然也包括了那些维新志士，他们也瞅准了文化产业带来的政治机会，来从事政治活动与传媒相结合的新型政治文化，可不，康、梁等人就跑到四马路来了。
1898年，戊戌变法发生在北京，但维新的山雨，早已风满于四马路上。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未果，著《公车上书记》，来四马路出版，还在《申报》上做了广告。那窄窄的一条小广告，夹在两条卖“参茸海狗肾兴阳种子补身酒”和“参茸海狗肾扶阳种子丸”中间，很不起眼，似乎救国没有补肾重要。该书由四马路古香阁书庄经销，为了卖书，经销商在《申报》上刊登过6次广告，当时堪称盛举，可书却卖得不好，只好打折销售。开始，定价两角，打折时，大本4分，小本2分，经销者赔了，可康、梁却脱颖而出，这要归功于四马路上的文化产业。
乘着《公车上书记》发行的东风，康有为在上海设立了“强学会”，会址就设在四马路上。初起时，朝野震动，天下响应，连李鸿章也捐银三千两，要求入会，居然被康有为拒绝。后来，由于“强学会”被禁，梁启超在北京主笔的“强学会”机关报《中外纪闻》，也随即被封，而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关闭时，尚有余款1200元，黄遵宪与汪康年商量，决定用余款创办《时务报》。于是，黄遵宪又捐了1000元，邹凌翰捐500元。黄、汪两人一起邀梁启超南下，梁遂于1896年3月，由京至沪。到了上海，他就在四马路住下，住址就在跑马厅附近的梅福里。
报馆仍用“强学会”旧址，设在英租界四马路右路的望平街上，公推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撰稿人有严复、谭嗣同、容闳、麦孟华、徐勤、欧齐甲、章炳麟等，还聘了英、法、日文翻译。开设的栏目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外杂志、域外报译等，以“域外报译”为重点。
《时务报》为旬刊，每期1册，20多页，3万多字，连史纸，石印，使用当时最好的纸张，采用最先进的石印技术，那时，上海是中国近代出版中心，那个中心点，正在四马路上。
传教的石印技术
石印，1796年发明，由传教士带来，最早有1833年广州印的《各国消息》。
我国古籍浩瀚，版本众多，一种书，往往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几十种不同版本。类型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影刻本、增刻本、重修本、递修本、增修本、后印本、活字本、印本、蓝印本、套印本、钤印本、铜印本、石印本、影印本等。在雕版印书以前，书籍多为抄本，雕版印书始于唐，活字印刷起于宋，石印术传入中国，时间约在19世纪30年代。1833年，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中国文库》杂志出版，其中提到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曾于1830-1831年间，在巴塔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用石印术中文书籍，随后，来到澳门，在澳门设立了一个印刷所。
已知最早石印中文书籍，是麦都思于1829年印的《东西史记和合》。现存最早的石印刊物，则是1838年由麦都思在广州主编的9月和10月两期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现存2册于英伦。
石印术的运用，先是方便了传教士，用以印制布道会小册子，因其简便，传教士本人即可印制，且不受文种限制，各种文字都能印，本应普及。但它传入中国之初，因清廷对传教活动的限制，石印术遂秘不示人，要待传教解禁以后，才跟着解放出来。不过，石板和油墨还得进口，所以，即使放开，也只能在广州、上海等城市发展起来，正是在上海，中国传统文人才跟着传教士进入了自媒体时代。
中国最早接触西方印刷术的是广东人梁发，他早年到广州当雕版刻字学徒，被马礼逊雇用刻印《华英辞典》，1832年在广州刊印《劝世良言》，1833年用手工刻铅活字，排出中国最早的中文铅排本书籍，他的徒弟屈亚昂，跟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学石印术，是中国人第一个学会石印术的。1832年，马礼逊说：“我用印书的方法，已经把真理传得广而且远，亚昂已学会了石印术。”1834年出版的《中国文库》报道：“1833年5月1834年5月间广州发展到有二个石印所，并出版了一些小册子。”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开埠，次年，麦都思来到上海，开设“墨海书馆”，石印了《耶稣降世传》、《马太传福音注》等书。受其影响，英商美查开“点石斋印书局”，用手摇石印机，印制《圣论详解》、《康熙字典》。特别是《康熙字典》，数月之间销了10万部，该印书局为此获利颇丰。
文化产业的兴起，要有印刷术来支持，有了蒸汽机加上石印术，才真正解决了文化产业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问题，仅靠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文化的面貌只能呈现小商品的模样，表现为短缺状态。幸亏传教带来石印术，并且赶上了蒸汽机时代，当福音以工业文明的方式传播，通过文化产业的兴起来担待起拯救的使命时，谁能想到，它借了上海这方宝地，就在四马路上先来拯救中国文人呢?
文人的政治转型
梁启超到沪，筹备一番，《时务报》就正式与读者见面了。难能可贵的，是康、梁等人用报纸开始了一种崭新的政治。
在中国传统的“君为臣纲”的政治文化中，“君”的政治是“圣旨政治”，“臣”的政治是“奏折政治”，而康、梁等人，在传统的奏折政治之外，利用报纸开始了一种新的政治。
报纸的介入，刷新了传统政治，自觉不自觉就转换了政治角色，从面对皇上的奏折政治转向诉诸大众的传媒政治，从在朝廷作为臣子的政治转向在社会在报界的报人政治。作为臣的政治，康、梁无疑都是失败者，至于成王败寇，那就不必说了，即以变法言之，他们除了言论，并无实际建树。可作为报人政治，他们则是大赢家，康、梁成为变法的主角，多半是靠报纸吹出来的。
就变法的实际情形而言，他们不仅比主政湖南的陈宝箴差得远，跟第一个上“开经济特科”折的严修比，也还差着那么一点，后来，梁启超就说“开经济特科”成为了“百日维新的原点”。可陈、严等人还在臣的政治立场上建言，而康、梁则超越了臣的政治立场，向全社会发言。
当《公车上书》在报纸上打广告，康、梁因之而名满天下时，中国有几人知道严修这个名字?有几人知道他开了“百日维新的原点”?康、梁对于中国近代政治的贡献，不在于新政本身，而在于他们通过文化产业实现了中国近代文人的政治转型，两人以身作则，成为了转型范例。
1896年，上海创刊《时务报》，次年，天津创办《国闻报》，虽然同为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反差却很大。《时务报》一问世，就发行3000多份，后来增至12000多份，最高记录为17000多份，而《国闻报》创刊伊始，日发行1500份，旬刊《国闻汇编》，每期约五六百份。
尽管《国闻报》创刊不久，就有西方人士评为中国最佳报纸，赞它所刊消息“确而速，又极多极详”，作为主笔的严复较之《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同为一时之选，何以差距如此之大?有人从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对象、政治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可关键在于宗旨，康、梁办报，是以报纸推动文人政治转型，而梁氏纵横捭阖的的文体、文风、文笔，尤其能够表达文人的政治转型。可梁主笔《中外纪闻》时，在北京，仅发两三千册，真是天时(京师)不如地利(租界)，而“地利”(租界)更有“人和”——文化产业和读者。只有在四马路上，“时务”很快就能成为时尚，时尚决定发行量。
梁氏后来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言及《时务报》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时务报》风行时，其中官销也不少。张之洞披阅之，以为“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便源源不断捐款赞助《时务报》。还要求将《时务报》，每期都要寄送至“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起初，他奉梁启超为座上宾，后来发现，他与康、梁大相径庭。虽然都主张变法，但康是古为今用的“改制”路线，张是洋为中用的“西用”路线，张的办报宗旨还是臣的“奏折政治”的延伸，而康、梁则已转向报人的“传媒政治”，变法尚未开始，这两条路线就斗争起来。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是张的幕僚，而主笔梁启超是康的门生，因此，该报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康、张二人。后台有分歧，梁与汪难免貌合神离。《时务报》上，汪康年曾发表“民权”之文，张即劝诫：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要汪“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发表，张阅后以为“太悖谬”，命“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梁极愤慨，以为张拥资自居，视其为佣工。遂愤而出走，从五十五册以后，《时务报》就再也没有他的文章了。
李提摩太这样评价说：它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