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自由”绝非单纯的学术问题

　　1983年4月11日，波兰女学者贝阿塔给素昧平生的以赛亚·伯林写了第一封信。从信的内容看，她对能不能收到回信，没什么把握。当时的贝阿塔，只是波兰克拉科夫市雅盖隆大学的一名年轻讲师。而那时候的伯林年逾七旬，已是名满天下的哲人。哪怕在封锁下的波兰，他的名字也不乏人知。

　　但贝阿塔自有鼓起勇气写信的理由。1981年12月，波兰实行军管，试图以此压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极权政府，将这场军管持续了19个月，直至1983年7月才被迫撤销。在这期间，贝阿塔深切地体会到，“自由乃是涉及我个人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她开始构思并写作博士论文，中心议题即是“自由”，特别是伯林论说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所以，她迫切地想就《两种自由概念》一文向作者本人请益。亟待解决的，决非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

　　然而伯林的回信与其说热情，不如说礼貌。在短如便笺的信里他说，从《自由四论》出版(1969年)迄今，自己的观点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同时他颇为周到地表示，将给贝阿塔邮寄几本出版物。

　　有趣的是，三年后当他们恢复通信之时，伯林的回复却变得相当认真。在信中，他对“人性”这一观念的阐发，就透彻的程度而言，甚至超过他的好几篇专门的论文。伯林还邀请贝阿塔访问牛津，随时自由地讨论，这让贝阿塔相当意外。

　　背景：自由主义热潮重现

　　可能是贝阿塔的认真激发了伯林的认真。不过据我的理解，他的回复之所以显得充分，也许还出于另外一些原由。

　　从1958年发表题为《两种自由概念》的齐切里讲座就职演讲以来，伯林的自由论一直处在政治哲学家的视野范围之内。不过有一段时间，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在伯林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众声誉之时，持久讨论的热情却从学界消退了。到后来，伯林干脆成了“牛津一景”，一个象征物。在那个属于汉娜·阿伦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风云时代，伯林只能在私下的书信和对话中自嘲，称自己是一只本该灭绝的自由主义乳齿象，其思想有如J.S.穆勒的微弱回声。而在公开的领域，他心甘情愿地去为牛津筹建新学院，去敲开赞助商的大门，和基金会的反对者、拖延工期的承建商周旋。

　　差不多就在贝阿塔给伯林写信的前几年，情况有些变化。在那段时间里，学界对伯林的思想似乎重新燃起了热情。这要首先归功于杰出的编辑亨利·哈代。正是经他之手，大约从1978年开始，伯林的大量文稿结集出版了。先是《俄国思想家》，接着是哲学论文集《概念与范畴》和思想史文集《反潮流》。这些作品的推出不仅丰富和矫正了很多人对伯林的印象，也激发起伯纳德·威廉斯、约翰·格雷、查尔斯·泰勒、罗纳德·德沃金、迈克尔·沃尔泽等学者对自由主义的思辨。他们的批评，不仅使伯林重新回到了自由主义思潮的中心，也让颓靡的自由主义恢复了精神。除了各种著作，他们的观点在纪念文集《以赛亚·伯林的遗产》中有集中的表述。贝阿塔的书信，其实也算是这一热潮的组成。

　　就个人而言，伯林本人当然很高兴看到这些讨论。这促使他开始比较公允地自我理解：审视自己在50至60年代焕发出来的惊人创造力，同时承认在漫长的历程中，自己确实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然而即使如此，出于天性，他并不愿置身于那些公开的讨论当中。他是一个老派的人，喜欢私下的对话，厌恶台面上的争辩。因此，在这一时期，伯林越来越倚重书信和谈话与人交流。《未完的对话》和《伯林谈话录》的内容均出自于此。

　　伯林的热情：对受迫害者的责任感

　　不过我认为，伯林如此看重自己与贝阿塔的书信与对话，不会只有一个重要的理由。他喜欢偶然、例外和奇迹，就像他说的那样，“不愿意这宇宙太整洁。”对于伯林来说，贝阿塔的出现无疑是某种偶然或例外，让他欣喜。

　　另一方面，他对贝阿塔还持有一种责任感。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谈到步入暮年的自己没有停止工作，完全是出于单纯的羞耻心，“以及继承自所有那些严肃的受迫害的祖先身上某种古已有之的责任感。”当铁幕之后的贝阿塔欲以思考自由的方式来对抗暴政，基于对受迫害者的深刻理解，伯林的责任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每一封回信中。

　　在1988年5月，和贝阿塔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里，伯林把这种责任感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当贝阿塔向他解释暴政下的个人生活有多么不易之时，伯林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人性的温柔。他宽慰贝阿塔，假如一个人不幸地生活在恐怖的制度之下，反抗固然是对的，顺从也未必错。“不要为了诚实而牺牲自己的孩子”，伯林对身为母亲的贝阿塔说。因为在那样的情形下，人们所做的事情往往超出了道德批评的范畴。他又说，在那种极端情况下，就整体而言，可以减少痛苦，仍然是一个人保有尊严的理想。

　　在长达十五年的对话中，哲人逐渐对贝阿塔敞开了心扉，带着一个老者特有的紧迫感。他写道：“你的信感人至深，直达我的心灵。如果你觉得还想要给我写信，就请写吧—— 我愿意告诉你，你的信对于我意义重大，也许超过我的信对于你的意义。鉴于我年事已长，你知道，快八十一岁了，所以请不要拖延太久——— 你觉得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只管写来就是。”

　　对话之珍贵：发掘伯林思想根源

　　就这样，伯林引领贝阿塔进入他在自由论说中的核心区域。这些区域迷雾重重，不仅让学者们为之困惑，甚至伯林自己谈及，往往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野究竟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还是一种更偏重修辞意味的意见;再比如，自由主义与多元论在逻辑上究竟是否融洽，存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抑或只有心理学意义上的联结，诸如此类。这些问题，伯林时常保持着含糊其辞的态度。然而，他为贝阿塔解惑时却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慷慨，这使得《未完的对话》一书迥异于另一本对话录《伯林谈话录》。他和伊朗哲学家贾汉贝格鲁的交谈更宏阔，而与贝阿塔的交流更体贴更细腻，也更私人。

　　有时候，伯林和贝阿塔就像一对父女，充溢着更温暖的情感。在《未完的对话》的一些谈话里，偶尔我甚至会看到一个朝伯林抱怨的贝阿塔，大声嚷嚷“您现在说的话和上次会见时说的话很不相同啊!”如果说贝阿塔多数时候还有些因尊重而生的僵硬，那么伯林体现出来的对后辈的爱要炽烈得多。就如信中所写，他希望贝阿塔“真实、幸福、知识、安全、各方面都如意的生活等汇合为一”。

　　或许正是因为情感，促使伯林在《未完的对话》更主动地发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在这本书中，我找到了伯林将哈耶克视为放任自由主义者的理由，也看到了他批评波普尔为褊狭的本质论者的基本逻辑。而诸多内容，我想假如不是因为贝阿塔的激发，伯林不会说得那么直接明白。

　　他向贝阿塔明确表示，如果现在来写自由，他再不会像从前那么坚定地认为，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文明、更重要。假如有人认为，他抨击了积极自由，那是自己表达不清的过错，而非他的本意。他说放在今天，“我会对积极自由更友善。”

　　坦率讲，就两种自由的看法做如此断然的修正，我在伯林的其它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伯林对贝阿塔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激励，我相信，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表达过我的思想。”这决非虚言。他愿意在长篇回复的结尾写下如此字句：“不知道我说得清楚与否……如果还没有说清楚，就写信来，再继续。”意犹未尽，他还乐意附上：“另外还有你没有问到的两点”—— 世上有没有“民主的非自由社会”?有没有“专制的自由社会”?

　　意犹未尽，恰是热忱坦率的伯林与执着坚定的贝阿塔赋予《未完的对话》的独特气质。这种饱含情感的气质提醒我，此书在伯林的一系列著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997年7月17日，伯林在回复贝阿塔的信中说，年纪大了，思维难免混乱，表达也很难像以前那么清晰。但是，他依然清楚自己坚持的立场。这一立场，用“理性的自由派”来描述比“自由派的理性主义者”可能好一些。

　　就在当天凌晨，伯林被送进了医院。后来，亨利·哈代告诉贝阿塔，7月17日那封信是伯林最后一封严肃的学术信件。伯林的传记作者伊格纳季耶夫曾经说，当死亡的阴影渐渐逼近，伯林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与自己精心挑选的对象挥手告别。读完《未完的对话》，我深深地明白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