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6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的近20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进行了讨论。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者倡导的新领域，也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及其内在文化观念的互动过程。总结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在已有成就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并以学术流派的意识来增强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识别度，使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兴学科能够在学术界产生更大影响力，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建设，仍是制约该学科发展的瓶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认为，我们应该注重从本土思想资源入手，构建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礼与俗、道与器、义与利等概念应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概念。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余华林认为，礼、俗、法的结合是理解民国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当时的婚姻问题尤其如此，如离婚现象就典型地反映出礼、俗与法的互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认为，未来的社会文化史要有思想史的内蕴，要做思想史下的社会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俊领认为，社会文化史需要建构自己的研究范式，在实证研究中可以着眼于制度、观念与生活方式的互动。

　　关于社会文化史实证研究的方向与路径，学者们达成若干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检秋提出，社会文化史在着重研究大众文化的基础上，也要关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在讨论大众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注重探讨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与大众文化相通的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者需要树立学派意识，继续坚持走本土化的道路，争取收获更多典范之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邓京力赞同这一看法，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有机融合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视角，应注意整理自己流派的学科史，并使其在理论方法上更加鲜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邹兆辰认为，应当从历史学的整体角度考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定位、角色与作用，解决传统史学未能发现、解决的一些问题，增进对重大历史问题、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认识；应更多地加入政治史的维度，而不是仅仅将政治简单地视为社会文化的背景。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队伍方面，第一代学者是开创者和指导者，第二代学者是社会文化史的实践者，这一领域的成熟作品多数由他们撰写完成。今天，第三代学者已成为该领域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唐仕春认为，目前研究课题越来越细化，但理论方法的新意却呈递减态势。如何开拓新的课题，是第三代学者面临的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提出，应该对包括新文化史在内的西方史学成果，特别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典范作品展开深入研读，汲取他人所长，为我所用；应该兼容不同风格，促进该领域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