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艰辛，唯求幸福二字。正如古谚所云条条大路通罗马，抵达幸福之途，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道。人各有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唯参差多态，方显幸福本色。但时语有云，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托翁也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并非毫无道理。由此说来，俗世之人，追求幸福之径并非一条，但大方向仍在。大致说来，不过事业与爱情。个人有个人的事业，而所谓爱情，亦多不过是世俗婚姻的提纯版。照此说来，幸福生活的大方向，无非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外加一个安稳的家庭。上述说法，初看简单普通，甚至还有点小市民不求上进的样;但认真想来，工作与家庭，确是不少人头疼的根源。

　　上述困境，不唯当代——人生的基本困境，每代人都要面对。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则极为复杂，但并非毫无章法可循。人是历史性的动物。因此，向历史借智慧，是个聪明的好办法。本文要简单介绍的，是胡适的三个选择，关涉学术(事业)与婚姻(爱情)。一代宗师的人生选择，或可对当代人有所启发。

　　据罗志田《改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一书所载，青年胡适二十岁左右时，曾一度身陷风月场，整日喝酒叫局，打牌玩闹，乐不思蜀。但经友人劝说后，胡适痛改前非，终返正途，回到了学术道路上。友人的劝说，当然起到相当的作用，而胡适本人强大的自我反省能力，于此亦可见一斑。胡适的这一选择，对成就其日后的事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胡适有写日记的习惯。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胡适在其日记中说，当日有个郑莱的人，“学过西洋看手纹法”，因此，“今天在座的人都请他看手纹为戏”。郑莱看了胡适的手纹后，“说的有些话不足为凭”，但胡适却承认，“但有两事颇不是他平日能知道的：(1)他说，我受感情和想像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像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迫使想像力略成系统。(2)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自己，有时也能过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然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胡适的日记》)胡适的这则日记，对自己有深刻的剖析。按胡适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容易沉溺于自己嗜好的人，且“能过很gay的生活”。从这一点看，胡适有花花公子的性格，也曾有过花花公子的生活;但正因此，他能放弃享乐而选择学术，才可见其过人之处。

　　曾经的放浪子胡适，其人生中的第二个重要选择，是关于其婚姻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成为当时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女学生私定终身，老男人另觅新欢，成为当时的热潮。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胡适虽曾与韦莲司、陈衡哲等女性有过情感瓜葛，但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他不毁旧约，选择旧式女子江冬秀为妻。夫妻二人，始终感情甚笃。这一举动，为学术新派胡适赢得旧道德楷模的美誉。胡适此举，正是其一贯负责任态度的表现。

　　做事与做学术，是胡适曾面临的第三个选择。三十岁左右时，他有机会到商务印书馆做事，这在他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胡适记载说，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的高梦旦，“屡次来谈，力劝我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到商务印书馆去办编辑部”。关于此事，胡适写道：“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因此，我几次婉转辞谢了他。”后来，胡适为商务印书馆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

　　有利而不图，执着于自家学术，且对周围的人充满温情与爱意，正是凭着这样的气度与风度，胡适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名山事业：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思想开出了新路径。（本文经作者李文倩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