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时被认为是新闻生涯中层次最低的，但在我看来却是最高的。我会骄傲地戴上这个徽章。”学者型记者、记者型学者蒂莫西·加顿艾什说。加顿艾什是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在英国《观察家》杂志做过编辑，在《卫报》开过专栏。与一般历史学家依据档案书写过去的历史不同，加顿艾什书写“当下历史”。
2000年米洛舍维奇倒台，加顿艾什在贝尔格莱德。事变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他访问了大批核心参与者和见证人。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加顿艾什和耶鲁大学中东欧专家蒂莫西·斯耐德在基辅，访问政要、地方实力派、反对派领袖、街头集会者。
加顿艾什对“现场”的兴趣始于1980年代。那时他刚修完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当代史研究生学位，因为对纳粹时代的历史感兴趣去德国，同时在位于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和位于东柏林的洪堡大学学习。在柏林，加顿艾什的课题是独裁统治之下，人们可以做出怎样的选择，这些选择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加顿艾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让他的目光从档案、文献扩展到当下。
对于他的“转型”，牛津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曾点评说：新闻不过是脚注。
加顿艾什不以为然：“历史学家必须等事情过去二三十年再写历史——这是相当晚近的看法。我不知道中国的传统如何，在西方，从修昔底德时代起，历史学家就在写自己时代的历史，直到18世纪都如此。人们认为当代人写的历史是最好的历史，因为知道的更多。想想看，你对2015年中国的了解多，还是对1925年中国的了解多?直到19世纪，从德国史学家兰克开始，历史学家才认为，必须等档案开放了才能书写历史。这种观点显然已经过时。”
在《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一书的前言中，加顿艾什乐观地写道：“从光明的一面看，摄像机、卫星、手机、录音设备、文件扫描仪、万维网，为记录、分享、辩论当前的历史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想象一下，要是我们拥有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视频，查理一世在白厅宴会厅外被砍头的YouTube视频，亚伯拉罕·林肯发表葛底斯堡演讲的手机照片……”
他也深知技术便利背后的陷阱：记录器的背后仍然有人进行这样那样的操控，看上去是事实的东西未必是事实，“没有训练有素的记者在现场通过屡试不爽的方法仔细检查报道，区分事实和似是而非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即便在新技术尚未到来的时候，加顿艾什对自己的工作也充满警惕：“1989年，布拉格天鹅绒革命时期，瓦茨拉夫·哈维尔身边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灯剧场一间奇特的玻璃房间里会面，做重要的决定。大多数时候，我是唯一在场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个人拿着笔记本，试图记下他们说的话。我当初想：如果我不记下来，就没有人记下来了。像大多数历史一样，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这样写成的历史，基础是多么脆弱……见证人的记忆是问题的核心。记忆是一个可以重新加工的CD，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不断地被加工，不仅让我们理解故事，还让我们感到更加舒服。”
1980年代，加顿艾什关注中欧。1990年代，他关注更大范围的欧洲。2000年之后，他把目光投向欧洲之外，伊朗、缅甸、香港……2015年5月22日，加顿艾什接受南方周末的访问，这个欧洲的“爱洲主义者”表达了他对欧洲谨慎的担忧。
越困难的时刻，越应该去听人们经历了什么
南方周末：2004年，你曾对乌克兰橙色革命做出近距离观察，2014年你去克里米亚了吗?
加顿艾什：克里米亚和橙色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乌克兰独立是苏联解体的副产品，带有偶然性，并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胜利果实”。
南方周末：欧洲出大事的时候，你都会到现场，比如2000年米洛舍维奇倒台的时候。你怎么让人接受你的采访?在那样混乱的时刻，政要们为什么要接受一个外国佬的采访?
加顿艾什：我在那里旅行、工作过很长时间，很多人是我的老朋友。1999年，贝尔格莱德遭美国轰炸后不久，我借着到贝尔格莱德做讲座的机会，跟很多人交流。我认为越是在困难的时刻，你越是应该去听听人们经历了什么。很多人渴望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另外，我和我的受访者都有一个鲜明的概念：即便在最糟糕的时刻，塞尔维亚也是欧洲的一部分。我想，如果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发生什么事情，人们不会认为他们属于亚洲。因为亚洲如此广大、如此多元。
让欧洲人尝尝办签证的滋味
南方周末：在《事实即颠覆》一书，你花了大量的笔墨梳理：欧洲何以为欧洲，欧洲人何以为欧洲人。欧洲如此成熟，为什么还需要做这样的工作?
加顿艾什：这世上最好的老师是你自己的生活经历。没有一个教授、记者、作家能跟生活本身相比。此事全世界皆然。现在的欧洲属于三个世代的人，他们的个体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最年长的那一代经历过二战、战后的经济困顿和专制政治;而最年轻的一代完全没有这些可怕的经历。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以集体经验补充个体经验之不足。如果你得过癌症，你自然知道癌症是怎么回事。你没得过，就需要别人的经验来认识这种可怕的疾病。
南方周末：你给不同时代的人讲述欧洲的时候，叙述策略会有什么不同吗?
加顿艾什：1950年代到1970年代，欧洲的主题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如果你今天跟一个25岁的年轻人讲这些，他会问：你在说什么?什么战争?怎会有战争?尽管在塞尔维亚，在乌克兰这些国家也有战争，但绝大多数欧洲人会认为战争离他们十万八千里。所以你要转变叙述策略。目前最易接受的叙事可能是这样的：在过去二三百年中，欧洲处于世界之巅。从1940年到1945年，欧洲将自己从这个领先地位放逐下来，欧洲的继任者是美国。老欧洲，特别是英、法，可以认为美国是它的表兄弟或儿子，别管怎么说吧，西方仍处于领先地位。1989年之后，世界的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了别处。今天，昔日的欧洲大国都在变小，法国在变小、英国在变小，再过10年，德国也会变小。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告诉年青一代：欧洲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强烈的社会正义并存;在一个巨人的时代，我们必须抱团成为巨人。
这些理念相当抽象，如何将其转化成大众喜闻乐见的叙事将是知识分子面临的巨大挑战。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让欧洲各个国家之间闭关锁国一个星期。让欧洲人重新尝尝无法在欧洲各处自由行走，从一国到另一国，必须办护照、签证的滋味，人们自然会明白：我们还是待在一起比较好。
南方周末：你曾对“欧洲磁石”的吸引力满怀信心，现在“欧洲磁石”出了什么问题?
加顿艾什：最大的问题是成功带来的。过去六十年，欧洲人普遍这样想：我们曾经生活在很糟糕的地方，战争不断，经济失败，时有饥荒……我们想让生活变好，一个应允我们更好生活的地方才配叫做欧洲。那是欧洲人的欧洲梦。大约十年以前，我们认为已经抵达应许之地。如果你是一个西班牙或希腊的年轻人，你会觉得阳光倾泻而下。马德里、里斯本、雅典的生活都不错，欧洲是世界的中心。现在，欧洲上了年纪，事情变糟了。诚然，梦想总比现实诱人，问题是现实离预想太远。这是欧洲危机的根本原因。更具体的原因还包括：欧元区的设计存在根本性的失误，它是一个货币的联盟，不是财政联盟。欧洲人并不信任这个联盟。
中华帝国比欧盟简单得多
南方周末：你是欧盟的热情拥护者。
加顿艾什：我是欧盟坚定的支持者，但我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支持者。我认为“欧洲计划”在很多问题上走偏了。人们经常谈论“欠发达”，事实上比欠发达更糟糕的是错误的发达——如同花很大力气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建造了一座根本不应该出现的城。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某种程度上，“欧洲计划”就是那样的一座城池。经济上，欧元区大而无当，无法把德国、希腊等等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纳入其中。政治上，中华帝国也好，罗马帝国也好，都比欧盟要简单得多。欧盟的架构过于复杂：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要理解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和运作方式，你非得有博士学位不可。但这些精巧的架构并不提供参与性，欧洲人并不认为这些机构能够代表他们，能够表达他们的意愿。我认为，上述两个问题是欧盟最大的问题。
南方周末：很多欧盟国家都打出“例外主义”、“特殊发展道路”的大旗，认为本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独特之处，不甘心被欧盟囊括其中。处理这种倾向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加顿艾什：反常即正常，不普通即普通。任何国家都可以说自己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据我所知，这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特别的。我在书中写了，欧洲目前的努力是把不同的国家叙事整合为一。就像在一个大峡谷中，很多小溪从不同方向的高山上流下，汇集其中形成一条大河。欧盟就是那样一条大河。我们的过去固然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共享未来。这是一道选择题：我们是融汇为一，还是自顾自地流淌。这个选择很困难，我现在寄希望于欧洲的八零后，这是他们要面对的困难。欧洲能否修正欧盟的错误，将有赖于我儿子这一代人。
南方周末：欧洲的年轻一代有这个使命感吗?
加顿艾什：这确实是个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我刚受到了一点小小的鼓舞。通常你写一篇文章，啥都不会发生。但这回我写了一篇文章，号召欧洲的八零后为欧洲做点什么，很多年轻人响应。当然我对此仍抱有一份知识分子的怀疑：1950年代，欧洲年轻人最想去巴黎，1980年代他们最想去柏林;1990年代是布拉格，现在，他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北京是目前最让欧洲年轻人兴奋的地方。这一代欧洲人是地球村的公民而不仅仅是欧洲人，对他们来说，问题不是“为什么是欧洲”，而是“为什么只是欧洲，而不是世界”。
我的大儿子现在在温哥华，小儿子在北京。这是这一代欧洲人的典型选择，他们到欧洲以外寻找让他们兴奋的地方。
地球上最令人兴奋的国度
南方周末：最近几年是否有这样的趋势：你在谈论欧洲的时候，越来越多地需要把中国纳入你的视野?
加顿艾什：现在我尽可能每年都来一次中国，每次待一两个星期。目前中国确实是地球上最令人兴奋的国度，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动向都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实验。你知道人类历史的重复现象很多。
目前，我所在的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有长期的学术交流项目，我负责其中部分工作。我深感欧洲知识分子急需了解中国，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了解或许远多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和欧洲的了解不能仅仅建立在外交和外贸的基础上。两边的知识分子应经常交流想法。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对现实主义者的评价很有趣。你说：“很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自天启，实则其狂想来自若干年前的某个三流学者。”
蒂莫西·加顿艾什：这是凯恩斯的名言。我在中国观察到的另一种现象是：人们过分迷恋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中国文化非常伟大，但在当代，你们必须对其进行全新的“翻译”，在你们的经典和其他文化的经典之间建立联系。否则就会发生亨廷顿式悲剧：文明的冲突。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有何评价?
蒂莫西·加顿艾什：我们称之为“新丝绸之路”。原则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东西方之间的交流管道越多越好，总比战争好。我对此所知不多，但我认为，目前世界经济需要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而西方尚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对此，人们目前的解决办法不外乎印更多的钱、借贷、鼓励人们花更多的钱——世界的未来有赖于合理的投资，而不是这样无头苍蝇式的发展。你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中国在“新丝绸之路”的投资是不是好的投资。我想，对未来做长远的基础性投资总不会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