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继承了母亲对寂寞的偏爱。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害怕独自待在黑暗中。”

　　这是伊凡·克里玛早年对自己的个性描述，就是这样一个性情内倾的孩子，少年时被送入德国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黑暗而恐怖的时光。集中营的生活不难想象，残暴的虐待和冷酷的奴役以及极度匮乏是所有集中营的特征。“我对缺乏自由的感觉远胜过对缺乏食物的感觉。”多年后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中回忆他集中营的幽暗生活时说。

　　应该说克里玛是幸运者。他经历过两个时代的极权制度带给他的磨难，告别纳粹集中营后再度遭遇祖国的极权桎梏。纳粹集中营的暴行如今广为人知，捷克在冷战时期的禁锢状态世人也多有描述，克里玛的同胞，定居法国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呈现过那个时期的状态。公民生活在告密、任意监禁、横遭迫害的恐怖现实中，昆德拉借小说人物特蕾莎之口描述捷克的社会境况：“世界正变成集中营。集中营，就是日日夜夜，人们永远挤着压着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世界。残酷和暴力只不过是其次要特征。集中营，是对私生活的彻底剥夺。”如今克里玛告别往昔的黑暗，在八十四岁高龄以他理想的方式活着，他所生活的国家解除禁锢转型为多元而开放的社会;作为作家他可以独立思想和自由写作。他创作过长篇小说《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他今日的现实则是告别黑暗，迎来光明的时刻。

　　然而在1989年以前，世界还处于冷战时期，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形成东西方敌对阵营。东欧国家具有相同的命运。告密、监控、囚禁、非法侵害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这种非人性的制度如同横亘在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阻隔着人们与自由而有尊严生活的连结。波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以长篇随笔《被禁锢的头脑》呈现那个时代东欧国家的共同特征。“极权制国家对精神的奴役，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统治时期，我们德国人是经历过的。从外在方面说，是在当时日常生活的用语、姿态、行动之中;从内在方面来说，则是在个人感受到的理念之中。”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评论《被禁锢的头脑》时如是说。“当我从纳粹集中营归来后，我对未来的职业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要写作。对我这样的年龄来说，我有太多不寻常的经历。”这是克里玛对写作生涯的自况。在随笔集《布拉格精神》里“文学与记忆”一文中，他表示自己“以创作对抗死亡，以文学写作建立一座比铜更持久的纪念碑”。然而离开纳粹集中营的克里玛又迎来冷战时代的禁锢岁月，1968年捷克的改革派试图进行社会变革的“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前苏联军队开着坦克入侵布拉格，克里玛和许多独立作家在政治整肃中失去工作，他的作品在国内遭禁20年，其间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流传。直到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才得以恢复出版自由。此后他曾任国际笔会捷克分会主席。

　　熟悉东欧社会和文化的人都知道捷克有著名的“三驾马车”，即：哈维尔、昆德拉以及克里玛。这是在捷克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留下深刻烙印的三个人，也是对中国人文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个人，他们对国家事务的介入，对公共生活的投身同时构成三条相异的道路。因为政治理想和文化抱负不同，同样身处禁锢的社会制度之下，三个人的境遇和命运截然不同。哈维尔放弃他热爱的戏剧创作生涯投身异议政治，在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中成为民选总统;昆德拉因为对文学志业的了解，也因为个人的心志，选择流亡法国并以法语写作;克里玛留在祖国，他曾经作为记者工作的一家报纸被关闭，当局也不允许他为任何报纸写东西，他也不愿意为当时出版的那类报纸写东西，以打零工维生同时从事地下写作。

　　在东欧乃至前苏联有一种独立于官方系统的写作，被称为“萨米亚特写作”。

　　1990年美国作家菲力浦·罗斯与克里玛进行过一次文学对话，探讨东欧作家与欧美作家身处的社会现实和写作状况，罗斯说西方对铁幕后面“审查制度下的缪斯”有着浪漫的想象。“西方作家有时甚至嫉妒你们能在可怕的压力下写作，嫉妒由这种重负培养出来的明确的使命感：在你们的社会，你们实际上是真实的唯一监护人。在一个审查制度机制的文化里，每个人都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谎言和真实。文学成为生活的捍卫者，成为人们紧紧抓住真实的残片。”克里玛在对话中谈到极权政治制度对社会的禁锢，对个人的侵犯和迫害，谈到在禁锢的社会之中作家如何写作。他说：“民族的严酷命运意味着许多强制性的主题。作家本身经常被环境所迫，要经历一些对他来说一直都是异质的经验，当他写这些经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也许就是异乎寻常的。”

　　东欧知识分子的经验对中国知识界也产生重要影响。1990年代在中国知识界引发过哈维尔与昆德拉道路的讨论，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徐友渔《存在的意义与道德的政治：理解哈维尔》、崔卫平《分享哈维尔，分享我们共同的底线》、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等等，此为当时身处迷茫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精神方向和现实道路的一种努力，然而就像很多事情一样，这次讨论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