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写道：“盖茨比相信那盏绿色的灯，它是一年一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那个美好未来的象征。” 盖茨比的信念是美国人的典型特色。尽管长期以来，美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笃定地坚守这一世俗信念，但并非唯有美国人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信念由来已久。从久已湮没的黄金时代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它是时代变迁、光阴荏苒的产物。(菲茨杰拉德生于1896年，卒于1940年，是美国小说家。《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版于1925年，是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市及长岛为背景。盖茨比是小说主人公，一位最终失去生命的年轻富豪。——编注)

　　启蒙运动和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使得这种变迁得以孕育并发生。随着人类对自然之力的控制越来越强大，并且其经济变得愈发高效多产，他们开始渴望过那种更像神仙一样的生活，而他们的祖先早就想象过这种生活。

　　人或许永远不会长生不老，但他们或将活得健康长寿。人或许永远不可能瞬间移动，但他们可以迅速而廉价地运送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财产。人或许永远不会居住在奥林匹亚山上，但他们可以享受到温带气候、全天候照明和充足的食物。人或许永远不可能用意志对话，但只要他们想要，他们就可以与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很多的人交流。人或许永远不可能拥有无穷的智慧，但是他们可以迅速获取人类超过千年以来积累的知识。

　　所有这些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已经发生。这也正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依然想要过上的那种生活。

　　然而，是不是还有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未来在召唤?毫无疑问，今日盖茨比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人类目前身处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的边缘，这些技术将令人类过去两百年间取得的成就相形见绌。人类将依然能过更像神仙一般的生活，因为他们即将制造出神一般的机器：不仅强劲敏捷，而且极为智能化，甚至具备自我创新的功能。

　　然而，那仅仅是乐观的一面。自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这种警世寓言故事以来，智能机器的概念已同样令我们感到恐慌。很多人充分指出了智能机器带来巨大的危险，包括飙升的失业和不平等。(玛丽·雪莱是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弗兰肯斯坦》初版于1818年，被誉为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编注)

　　但是，在下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有可能经历这些深刻的变化吗?答案是否定的。

　　变革微不足道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速度已经减缓，而非加快。从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就能清楚看到这一点。怀疑论者中的元老、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指出，在1891年至1972年间，美国工人人均产出的平均增长率是每年2.3%。自那之后，这样的增长率只在1996年至2004年之间维持了一小段时间。这个增长率在1972年至1996年之间仅为每年1.4%;在2004年至2012年之间，仅为1.3%。(罗伯特·戈登生于1940年，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编注)

　　依据这些数据，在作为世界经济前沿的美国，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笃定一去不复返了;只在互联网、电子邮件和电子商务发挥它们最初的影响时，生产率的增长才出现短暂回升。

　　戈登所称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回应称，GDP统计数据忽略了互联网上可用的免费娱乐和免费信息提供的巨大而无法估量的价值。这些技术乐观主义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他们强调称，低廉或免费的服务(Skype、维基百科)已经过剩，自助生成的娱乐(Facebook)规模庞大，各种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让人无暇应对。技术乐观主义者指出，在2007年6月份之前，甚至对地球上最富有的人来讲， iPhone也是遥不可及的。它是无价的。从无价下降到明确的价格，这并没有反映在价格指数中。另外，技术乐观主义者还表示，数字产品和服务中的“消费者剩余”(即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与商品对消费者形成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是巨大的。最后，他们辩称，GDP的计算方式低估了在无形资产上的投资。

　　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并不新鲜：自19世纪以来，所有这些观点已被一再证明是正确的。实际上，相较于今天这些相对来讲微不足道的创新来说，过去的创新创造了大得多的无法估量的价值。只消去想一想从没有电话的世界向有电话的世界，或者从点油灯的世界向用电灯的世界的转变就好了。进而，谁在乎Facebook或者iPad呢?实际上，当一个人要考虑清洁用水和抽水马桶的时候，谁真的在乎互联网呢?

　　过去两个世纪中，诸多历史性的突破创造了巨大而无法估量的价值。机动车的发明令城市街道上大量的马粪得以清除。冰箱的发明防止了食物的腐败。有了干净的自来水和疫苗，儿童的死亡率大大降低。自来水、燃气和电饭锅、真空吸尘器和洗碗机的使用，帮助将女性从家务中解放了出来。电话消除了人们迅速联络警察、火警和急救服务的障碍。电灯的发明驱走了人们迫不得已形成的无所事事。中央供热系统和空调结束了人们的不适之感。铁路、蒸汽船、汽车和飞机的引介消除了人们的距离感。

　　仅仅是广播、留声机以及电视机这三样东西对家庭娱乐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就远远大于过去二十年之间的技术成果。然而，这些仅仅是由所谓通用技术衍生出来的丰饶创新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通用技术是指1870年代至20世纪早期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诸如工业化学、电力和内燃机这样的技术。我们自己的时代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创新之所以能令我们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们把过去时代的创新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戈登还指出了那个时代诸多重大突破的出现是多么密集。他这样写道：

　　“1879年晚些时候，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人们发明了电灯和可操作内燃机。1870年至1900年间，向城市家庭供应新鲜自来水的市政自来水厂的数量增加了十倍。电话、留声机和电影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发明出来的。”

　　戈登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这些重大发明带来的好处“包括了从电梯、电机和家用电器，到小汽车、卡车和飞机，到公路、郊区和超市，再到排污的下水道这样的副属性和补充性的发明”。

　　历史并未昭示现实

　　19世纪晚期采用的技术不只是给三代人带来了相对高速的生产率增长。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带来了巨大而无法估量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它们还引发了空前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一位古代罗马人或许早就相当充分地理解了美国人在1840年的生活方式。他可能会发现，到1940年时，美国人的生活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这些涉及面更广泛的改变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改变是城市化、平均寿命的大幅增加以及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19世纪70年代，美国有7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到20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占到了64%。从20世纪上半叶到下半叶，平均寿命增加了两倍。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无疑是过去两个世纪间最为有益的社会变化。除了本身是一件大好事外，它还将女性从压力、创伤和频繁怀孕造成的风险中解救出来。1900年，美国的高中毕业率不到10%，而到1970年已经上升到80%左右;美国高中毕业率的大幅提升是美国20世纪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从性质来看，所有这些改变同样都是一次性的。近些年来，女性纷纷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变化也是一次性的。一旦已经发生，就不可能重复发生。

　　在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突破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的突破进行对比时，其他一些事情也具备强大的说服力。前者范围更加广大，影响了能源、交通、卫生、食品的生产配送和加工、娱乐，尤其是，还影响到整个居住方式。是的，计算机、移动通信以及互联网意义重大。然而，还务必记住没有发生根性改变的那些方面。现在的交通技术和速度与半个世纪前本质上是一样的。化石燃料的燃烧依旧主导商业能源，而这种技术是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进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与煤炭和蒸汽一道采用的——甚至核电现在也已成了老式的技术。尽管水力压裂技术值得一提，但其意义仍无法与19世纪晚期石油时代的开启相提并论。(水力压裂技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广泛普及，主要用于页岩油气的开采。——编注)

　　卫星天线和宽带是晚近仅有的两样联络家庭与外部世界的发明。其重要性均无法与清洁水、下水道、燃气、电力和电话相提并论。卫生方面的重大突破，如清洁水、下水道、冰箱、真空包装、疫苗和抗生素，也都是很早就已经实现的。

　　未来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以计算机、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其本身也已相当陈旧。第三次工业革命已为社会带来很多变化：用来记录所有交易的文职人员大军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由计算机取而代之;更近的例子是，秘书也已消失。电子邮件早已取代信件。甚至是互联网及令其能被轻松检索的诸多技术，现在也已有十五年甚至更长的历史，由它们推动形成的电子商务同样年代久远。

　　然而，这一切对已知生产率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1989年，经济史学家保罗·大卫(Paul David)做出的著名论断是，我们应该记得工业流程适应电力经历了怎样漫长的过程。计算机本身自发明至今已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保罗·大卫提出那一看法现在也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但除了1996年到2004年之间的积极影响，我们看到的信息技术时代，依旧是“影响无所不在，唯独没有体现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上”。这是套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87年领奖时的名言。(保罗·大卫生于1935年，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罗伯特·索洛生于1924年，是美国经济学家，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编注)

　　与此同时，其他更近期的通用技术，如最值得一提的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更广的领域，迄今为止均影响甚微。

　　近期经济增长的性质令人失望，这还是一本有影响的小书的主题。该书由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著，题为《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其副标题是“美国如何吃掉所有现代历史成熟的果实，吃到吐，并且(最终)将感觉不赖”。考恩在书中写道：

　　“至少从17世纪开始，美国经济就已享用……成熟的果实，不论这些果实是免费土地……移民劳动力还是强大的新技术。然而过去的四十年间，这种果实开始消失，而我们开始假装视它还在。我们没能承认我们正身处技术停滞期，并且那些曾经结果的‘树’比我们所乐意认为的更为光秃。是那样的。已经搞错的地方正在那里。”[泰勒·考恩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大停滞》初版于2011年，其副标题原文为“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编注]

　　关于近期的创新，在考虑其令人失望的影响之时，重要的是注意到，世界经济已远比昔日的体量庞大了许多。整体经济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实现每年2%的增长，相较于过去，也许简直就是一个大得多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领域，其总产量份额趋向于下降;反而那些被认为生产率最难增长的领域，其总产量份额趋向于上升。的确，生产率的增长最终将会停止，这是合理的，因为生产率增速最快的领域，其经济贡献将变得微乎其微。既然制造业的产出在美国GDP总量中只占大约八分之一，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很多。而提高那些照顾鳏寡孤独、年幼体弱者的行业的生产率，即使可能，也很困难。

　　然而，或许自相矛盾的是，尽管对经济规模和整体生活水平的影响相对来讲不明显，近期的技术进步还是可能已对经济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方面。信息时代与不利的经济趋势不谋而合——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信息时代一定造成了不利的经济趋势：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不公以及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持续上升，长期失业情况不断增加。

　　信息技术使组织全球供应链、管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全球金融市场和传播专门技术知识变得极为容易，从而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这帮助加速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追赶世界大国的步伐;同样也使得印度得以作为一个重要技术服务出口国崭露头角。

　　随着超级大国早已傲视全球，技术也推动了“赢家通吃”市场的崛起。有关技术变革方面的“技术偏见”，扎实的证据是存在的。对高级技术工人(比如软件程序员)的需求以及给予他们的报酬在增加，与此同时，对那些拥有中等技术水平的人士(如一般职员)的需求以及给予他们的报酬在下降。知识产权的价值也增加了。简而言之，技术进步对总产出和生产率的不明确影响不应与它对所有人的不明确影响混为一谈。

　　毋须蠡测未来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未来是不可知的。但如戈登所言，未来也并非完全不可知。回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很多人就已意识到新近的发明可能带来的变化。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便是这些预言家中的著名人物。

　　乐观主义的看法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和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在他们的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讲述了一个国际象棋发明者的故事作为类比。该发明者请求在他的棋盘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两粒米，第三格放四粒米，如此等等，作为对他的回报。前一半棋盘摆放的米粒数量还可控制，但摆到后一半棋盘的最后，米粒数量会堆积如山。摩尔定律认为，一只计算机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倍，这个过程会持续进行;这两位作者认为，人类从摩尔定律中收获的回报也将以相似方式增加。

　　他们预言，我们将经历——“两个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事件：创造真正的机器智能，以及通过一个公共数字网络将全人类联系在一起，这将彻底改造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创新者、企业家、科学家、小发明家以及很多其他类型的极客，将利用这一聚宝盆，开发出令我们惊骇、欢欣并服务于我们的技术。”

　　然而，近期那些被经常提到的医药、超大数据、机器人、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之类可能性，倒显得不那么重要。

　　目前看来，生物医学的进步所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制药公司也发现要注册重大的突破变得愈发困难。所谓大数据毫无疑问正在帮助进行决策，但其很多产品(比如超高速股票交易)或是缺乏社会、经济意义，或是极可能有害。3D打印是个小众活动——有趣，但不太可能对制造业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事实证明，令机器人复制人类的所有复杂能力是极其困难的。是的，清楚界定的环境下，机器人可以完成清楚界定的那种人类能做的工作。实际上，标准化工厂中的工作将完全实现自动化，这是相当可能的。但这种工作的自动化早已相当先进。这不是正在发生的革命。是的，想象无人驾驶汽车是可能的。但相较于汽车本身的发明，无人汽车可能是意义小得多的进步。

　　不可避免的是，不确定性无处不在。很多人认为，那些还是会到来的新技术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机器学习专家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推测，美国47%的工作岗位将因自动化而处在高危状态。他们认为，19世纪，机器取代了匠人，令技术不熟练的工人受益。到20世纪，计算机取代了中等收入水平的工作岗位，令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是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本是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副教授。——编注)

　　他们在书中写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交通运输和物流行业的大多数工人，大量办公室和行政支持工人，以及生产行业的劳动力可能被计算机资本所取代”。他们进一步指出：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计算机的使用将主要取代那些低技能和低报酬的工作。相形之下，高技能和高报酬的工作最少受计算机资本的影响。”这或许会恶化已经存在的不平等趋势。但要记得，先前的技术进步一样使得数百万工人失业。最惹眼例子当然在农业领域，自农业革命伊始到19世纪，务农是人类的主要工作。

　　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劳伦斯·克特里克夫(Laurence Kotlikoff)甚至认为，由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推动形成的生产率提高，可能使未来数代人整体上陷入更糟糕的境地。机器人代替工人工作，可能将工人的收入转移到机器人的所有者那里，而大部分机器人的所有者即将退休，并且这些退休的人士被假定比年轻人储蓄得少。这可能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年轻人可能不再付得起这笔投资;并且，这可能会降低对机器的投资，因为这个经济体中的储蓄可能减少。(杰弗里·萨克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劳伦斯·克特里克夫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编注)

　　除此之外，人们会设想“技术奇点”，这是比机器人能够从事园艺之类劳动，意义远为深邃的事情;到那时，具备自我改进功能的智能机器会进步神速，将微不足道的人类抛在身后。依据这样的观点，有朝一日我们将制造出具有神一样能力的机器人。那种事情即将到来吗?我不知道。

　　未雨绸缪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怎样应对这些预想中的未来呢?

　　首先，新技术的后果令人忧喜交加。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能发挥技术的正面价值，同时控制其负面效应。

　　其次，我们必须懂得，教育不是魔杖。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知道此后的三十年需要何种技能。而且，如果弗雷和奥斯本说得没错，那么多低端到中端技能的工作岗位就面临风险，对任何超过18岁的人以及很多儿童来说，未雨绸缪或许已经太迟。最后，即使对创新型、创业型的和高水平知识服务的需求增加到必需的规模——这极不可能发生，将我们所有人变成那快乐的极少数人，也肯定是个幻想。

　　第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舒适生活。有很长一段时间，最富裕的一批人以剥削劳苦大众为代价，过着滋润舒适的生活。智能机器的兴起或许将令更多的人有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而不必剥削他人。今天取得巨大成功的清教教义认为，这种无所事事令人憎恶。那么，就让人们起劲享受吧。难道我们创造出大规模增长的繁荣，还有别的真正目标吗?

　　第四，我们可能需要大规模地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这种重新分配或可采取为每个成年人提供基本收入，外加为一个人一生中任何一个阶段的教育和培训提供资助的形式。这样一来，过一种更惬意生活的可能性大约就将变成现实。国家的岁入可以来自对坏事(如污染)或者租金(包括土地使用以及尤其是知识产权使用方面的费用)所征收的税。财产权是一种社会性的创造。一小部分人理当毫不含糊地获益于新技术，这样的观念应加以重新审视。比如，国家从其所保护的知识产权带来的收入那里自动获取一份，这或许是合理的。

　　第五，假如劳动力流失确实在加剧，那么确保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并与潜在供给的上升相配合，就是必要的。假如我们成功了，很多因缺少工作岗位而形成的焦虑就将烟消云散。鉴于过去七年未能实现这一点，那样的事情就完全不会发生了。但是，假如想做，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

　　真正智能的机器兴起，这种事假如真的发生，或许确实将是历史上的重要时刻。那或许将改变很多东西，包括全球经济。这种可能性是清楚明白的：理论上，机器人会令人类能够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它们最终能否实现这个目标，有赖于收益如何形成又如何分配。

　　最终结果或许是，极少数人成为巨大的赢家而大多数人成为输家，这也是有可能的。但这种结果大约会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命中注定。技术上的割据是不必要的。最重要的是，技术本身不决定结果，但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决定结果的。假如我们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无法带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将必须改变它们。

　　至于奇点，很难想象那样一个世界是什么状况。一个被机器超越的人，自从像孩子一样由牵挂它的机器呵护，还可能生活幸福吗?生活在一个他们智力发达的后裔比他们自身高级得多得多的世界里，人类还能找到意义吗?

　　此时此刻，我们认识到的一点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种种变化并无非比寻常之处。我们已然存在于这个世界，并且规模较以往大了许多。但当下及未来可预期的连串变化还是会形成诸多问题，首当其冲者，是增长的乏力和不平等的显著增加交织在一起。一如既往，挑战在于控制这些变化。成为悲观主义者的唯一恰当理由在于，这方面我们正在做的工作糟糕透顶。

　　未来不一定令我们失望。但正如盖茨比所领会到的，未来实在是太容易就那样了。

　　(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杂志2015年7/8月号，原题：“Same as It Ever Was”。何亮、王薪译，听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