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据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因不做专门研究，细心读过的并不多，倒是何宝民先生的新著《旧时文事》，一人、一刊、一文、一事，不去分阵营，归流派，别正闰，排座次，娓娓道来，颇合我“闲读”的口味。

　　譬如，郑振铎、巴金、靳以于1934年创办的《文学季刊》，是广为人知的。《文学季刊》还有一个同年创办的姊妹刊《水星》，今天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编者都鼎鼎大名，除郑、巴、靳外，还有卞之琳、李健吾、沈从文等人。作者群更是群星灿烂——茅盾、周作人、张天翼、冰心、何其芳、李广田、蹇先艾、臧克家、吴伯箫、废名、丽尼、艾芜、荒煤、梁宗岱等，都是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人物。

　　《水星》的作者中还有一位名叫张天，南阳人，孤陋如我，便闻所未闻。他的作品多写南阳农村的生活，当时的评论，认为他的笔致、语言可追老舍的短篇。卞之琳回忆《水星》，说他和靳以都对张天寄予最大的希望。可惜《水星》只出了九期，便因时局等各种原因终刊，而张天也就此消失于文坛。

　　有些作家和文学刊物，虽然并未“失踪”，但也因种种原因消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谈风》，1936年在上海创刊，主编为周黎庵。大概因为刊物和编者在文学趣味上同周作人、林语堂等走得较近，被归于幽默一派，连带着刊物上不少揭示现实的作家与作品，也都长期被冷落了。原名王焕斗的作家老向，在《谈风》上连续发表《宛西见闻记》，是对现实的揭露，那真实与残酷，是许多标语口号式的左翼作家所远远不及的。老向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大革命时期南下参加北伐，后又重返北大求学。抗战时期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创作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通俗文化作品，深受民众喜爱。香港文学评论家刘以鬯称，“在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能竭力摆脱西洋文学的影响的，老向是极少数中间的一个。他的作品，民族风格显明，不大有洋葱味”。这样一位有独特贡献的作家，长期被漠视，自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更是入了另册。他在“文革”中死去。

　　旧刊寻踪，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作家间或作家群间的壁垒，并非像后来某类叙事那样红白分明。

　　章衣萍，因着鲁迅《教授杂咏》一诗的讥嘲和他那些小说，被列入色情文学作家，并非无因。但他先前与鲁迅一起筹办《语丝》，“三一八”惨案后，愤而作“卖国有功，爱国该死;骂贼无益，杀贼为佳”的联语，也曾相当激进。

　　鲁迅到上海后，在暨南大学的讲演，有两次都是章衣萍所邀。其中一次，就是直到今天还为人不断提到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讲稿最先发表于暨南大学学生文艺社团“秋野社”的社刊《秋野》。秋野社就是时任暨大文学院院长的章衣萍发起建立的。还有一次，讲题是“离骚和反离骚”，记录稿刊于《暨南学刊》。这次讲演的记录稿记得粗疏，还有一些错误，也未经鲁迅认可或从新整理，所以后来不曾收入鲁迅的各种文集。但记录稿中，仍保留不少鲁迅式的深刻与幽默。

　　又如批评家李长之，因1957年之“役”，早已销声匿迹，只是这几年才又稍稍被人提及，他的《鲁迅批判》也得以再版。他关于“批评是反奴性的”见解，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绝不能有批评精神。”“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这期望，我们今天做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