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注定要出人才、出思想的时代。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戊戌变法、清朝覆灭、民国初建、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等一系列足以影响中国社会走向、发展进程、文化传统、思想意识的重大事件。如此剧烈、重大而频繁的事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密集地发生在一个国家，这在世界发展史上也鲜有出现。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交织，战争至上与和平祈祷的奋争，独裁统治与民主科学的较量，传统文化与西学东渐的融合，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无数志士仁人，目睹着战祸频发、山河破碎、民众苦难、官场腐败、社会无良、国家落后，激起了救国救民的民族责任心。苦难中探索出路，黑暗中期盼光明，战争中寻求变革，变革中酝酿思想，在这场寻求变革和酝酿思想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的气候、浑厚的土壤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民主进步的思想巨匠和时代弄潮儿。

　　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体现出跌宕多姿的风貌。中西之间，古今之间，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无政府主义与集权主义、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摩相荡，相反相成。二十世纪的中国，几乎成了世界各种思潮流派轮番登场演练的大舞台。大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胡适、鲁迅、李泽厚;大学问家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钱穆、牟宗三、钱鍾书等等，都曾经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国进人了一个历史剧变的时代，这种变动震荡之巨大和影响之深远，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二十世纪的思想大潮，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一个新型社会转变的历史趋势，决定了此后好几代中国人的历史命运，甚至也可以说，我们当今的社会形态，我们民族近代行进的历史轨迹与当下面对的现实处境，都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无论是对已过去的百年历史巨变，还是对我们眼下的意识形态而言，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为什么会显得如此多彩绚烂、震撼辉煌?原因就是跨人二十世纪门槛，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陷人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困惑于出路何在的苦闷沉思。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艰巨的历史之问，从未如此强有力地刺激并困扰着中国人。一方面，民族危机责任的压力，封建文化权威的瓦解，传统人文秩序的解体，旧制度对人性的压抑，使新一代的人们开始产生对自由民主的强烈需要。另一方面，随着旧秩序崩溃而出现的无序状态和内战外侵导致连年的战火烽烟，人们的生活处于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感的环境之中，使得人们迫切感受到建立一种新秩序的重要性。但是，这种秩序应当如何建立，才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又能满足人们对进步与自由的需要?一个社会在什么体制下，才能保证进步与繁荣?哪一条路才是通往自由强大国度免受欺辱的必由之路?对于经历过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意识教化的旧时代的人们而言，社会的不公正被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他们并未感到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因为历来或者本来就是如此。然而，当新的价值观出现以后，人们发现了合理社会的新样态，开始用新的尺度与标准来比照社会的眼前现状。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好的社会?中国如何才能步人先进与文明国家的行列?要走向富强科学民主文明之路究竟在何方?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追问与探索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如此迫切。

　　艰难且巨大的民族危机与生存困境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存在，为什么从未像二十世纪初期那样产生巨大的思想剧变?为什么从未像当时那样产生如此剧烈交锋的新思想萌动和旧思想反抗?这是新文化价值兴起与构建和旧文化价值的式微与解体同期共生、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原有的思想和价值观已经不能解释，甚至就是导致中国国际地位日渐衰落的原因，生存危机现状告诫人们沿袭旧的思想体系和传统制度是多么危险和可怕，旧有的儒家传统思想因此也就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对国人思想支配的力量与权威性。十九世纪中期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习惯于以传统文化提供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来诠释西方的文明与先进，来应对西方挑战给中国带来的压力与困境，以此进行判识并根据这种传统思想框架寻求解困之道。然而旧文化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与打击，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僵化与无奈，使人们开始怀疑沿用祖制来解决当前面对的新问题的有效性。但是，新的道路是什么，在哪里?对此并不清楚。社会在新规未树旧序不效的情形下，人们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困惑、彷徨与不安。用严复先生当年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旧者已亡，新者未得，伥伥无归”，这句话可以说最确切地表达了当时处于困境的中国人怅然若失的心态。

　　一般而言，一个民族遭遇危难之时最易形成民族团结和目标共识，最易酿造和滋生救国救民的济世良方，最能酝酿和滋养新思想的温床，因此，社会发展面临困境之时往往正是新思想蕴育之日。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一方面是巨大的疑惑与困境，另一方面是现存的思想资源库中没有排疑解困之良方，这就使中国人渐渐陷人深深的困惑。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大的困境和大的障碍，遇到疑难问题现有的思想资源又可以提供解决疑难的办法，那么，人们一定是从有现有的思想资源中，去寻找办法来解决问题，从而不可能有新思想产生和出现的预留空间。比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洋务派们，曾经企图在原有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例如“用夏变夷论”，“中体西用论”等)尝试解决中国问题，但他们从传统思想智库中并未能寻找到对付新问题的办法。洋务运动的失败从而为戊戌变法派转向重构思想方法和寻求救国之路提供了社会条件。

　　缘于中华民族生存危机而迸发出的思想运动，起始于戊戌变法运动，持续至二十世纪，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比洋务运动时更为严重的问题，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和方法以应对生存危机。于是，跨入二十世纪的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思想极为丰富的历史时代。思想家的涌现每个时代都有，但在二十世纪初要比其他时期的中国更容易产生思想家。

　　这时的中国思想家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显身的，在中国传统士大夫大致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前身，但还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儒家思想是士大夫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士绅地位和官僚本位意识，使士大夫们必须归附于封建官僚等级和尊崇儒家思想，在人格上和思想上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独立性。戊戌变法人士虽然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主要特点。但他们这些受年轻皇帝青睐的人政者身上同时还有着士大夫官僚献媚和依附皇上的奴性，还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广泛代表性。士大夫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士大夫在思想意识方面和思维逻辑上是以传统的儒家道统作为其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的基本原则，并不具有思想倾向上自由选择的独立性。二是中国士大夫在社会地位上与传统人文秩序中多重身分互相重叠，即地主、官僚、士绅之间的身份互换与循环。士大夫的上述这两个特点，使之缺乏站在儒家以外的立场上思考重大问题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基础。纲常伦理、忠君意识、官僚角色、名利思想的定位与观念，已经渗人他们的精髓，融为一体，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独立性。二十世纪初期科举制度的取消，使地主、官僚、士绅三位一体的内循环不再可能，传统士大夫再生产的路径从此中断，士大夫的价值与理想无法再成为读书人安身立命之基，现代学堂的出现，使知识可以成为一种职业，读书人无须再依附于官僚体系，可以自由职业为基础，他们游离于现存体制之外，有着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从而为中国新一代知识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想者提供了社会条件。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学术的大量引入，各种主义与思潮就成为人们对社会进行思考的思想资源，以这种新思想为基础来思考问题，就实现了以符号进行社会批判与认知的思想工具。

　　因此，一方面，二十世纪巨大的历史变动与民族的艰难困境，为思想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与新思想萌芽的蓬勃涌现，提供了肥沃的培育土壤和增强了发展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新型知识分子不失时机地配合着内缘外因应运而生，这两个主客观条件时相互结合，使知识分子成为新思想的社会载体，思想繁荣的时代终于来临。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始于五四运动，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严复、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瞿秋白等这样一批自由知识人的出现。为什么直至五四运动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才会出现?是什么原因与条件使得不是其他时候恰恰是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于中国?

　　从社会现状来看，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人民仍然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轰轰炮火，炸开了紫禁城古老而厚重的大门之后，中国就进人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历经艰难困苦，摸索着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一一中华民国，促进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各方面朝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人们很快就从推翻帝制的欢呼声中清醒过来。因为现实的社会状况着实令人担忧：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复辟帝制，中华民国政权落入反动军阀官僚集团手中;各地军阀混战，权力争夺;国会、约法、民主、共和、人权被恣意践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依然根深蒂固;顽固守旧的政治势力阻扰着改革的道路，等等。这些，显然不是人民预期的改革蓝图。随着旧的社会制度被推翻，人们思想已经得以解放，强烈期盼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倒回到传统统治社会已经不再可能;但与此同时，新的有序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人们生活在新旧交替的、严重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感的社会环境中，使人们迫切感受到建立一种新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道路在哪里?”、“中国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摆脱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才能保证人民生活在稳定、安全的社会中?”一系列迫切而沉重的问题，愈加强烈地刺激并拷问着中国人。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一方面，传统的儒家思想不仅丧失了在社会思想观念中的主导地位，而且无法有效地应对当时中国出现的救国图存的严峻问题，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思想真空和信仰危机;另一方面，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引入，给了当时国人思考社会重要的思想源泉。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和迷茫的国家前途，无数志士仁人，目睹着战祸频发、山河破碎、民众苦难、官场腐败、社会无良、国家落后，激起了救国救民的民族责任心。鸦片战争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以传统思想文化提供的思维和处理方式，来应对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的困境与挑战。然而，旧文化、旧制度在应付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使人们渐渐怀疑沿用祖辈传统的方式来解决当前面对的新问题的有效性。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开始寻找合适的方法来应付民族和国家所面对的生存危机，无数知识分子开始努力在苦难中探索出路，在黑暗中期盼光明，在战争中寻求变革，在变革中酝酿思想，希冀建立一个新的有序的社会。在旧思想无法解决新困境的同时，国外各种思想和主义的引人和流行，促使人们慢慢思想解放，转换新的思想来反省和思考“中国应当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而国家困境和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刺激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激发了他们的社会良知，使其运用自己的思想学识，力图尝试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并提出个人的解答与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海外求学找寻救国之路，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输人，都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并以此作为分析和应对国家困境的方法和资源。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和“科学”的文化意识和思想理念深入人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思想理念融进中国的文化之中，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使之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反省过程中，形成一种崭新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当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时，随着经济、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化，思想文化通常也会随之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每一次的思想争辩、百家争鸣，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当时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不仅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而且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无法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重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界成为了对国家和民族未来前途和道路选择激辩的战场。这一时期，经过多次战争和改革运动失败的打击，引发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革新的呼声，改革意识迅速增强。救亡图存，改革弊政，成为了社会的强烈呼声。与此同时，关注社会发展的进步分子，不断反省过去，思考未来，纷纷各抒己见，发表和宣扬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思想文化选择和政治道路选择。各种思潮的涌现，一定程度上伴随着政治斗争的进行，各种思想、学说和主义成为了不同派别、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社会阶层争夺政治舞台的思想武器，使得思想斗争走上了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道路。这客观上促使了中国社会逐渐出现并形成新的观念、思想和意识形态，新的思想领域的变化也会使得社会发展转向了近代化的方向。

　　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剧变与社会困局，为思想的多元化与新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客观的需求和蕴育的温床;同时，新知识分子的产生，促使其成为了新思想、新观念的社会载体，推动着对中国困境的思考与求索。在当时，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张君劢作为一位留学归国，希望凭己所学为中国寻找未来道路的典型代表，正是这一历史时期造就的一名卓著的社会活动家、政治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