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杂文”，大家常常指出其骂人的激烈与内容的偏激。现在不提骂人话，从内容方面来说，典型的偏激例子恐怕数其著名的《青年必读书》里的一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对现代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说法也不无偏向。现在按某些批判鲁迅的人的说法，鲁迅在世时即使不似廖沫沙所批判的“买办”，至少也算得上“西欧中心主义者”。但是，略显意外的是，当笔者阅读鲁迅1934年“大众语论争”时的有关翻译以及杂文时，却发现鲁迅的位置、立场其实并不过激，甚至相反地，还不无稳健而务实的色彩。假如把这个色彩称为“中庸”，黄泉下的鲁迅一定会反对，因为他不喜欢儒教。但是那时他确是很讲究自己所身处之“此时此刻”的有效的现实性的。笔者以为，鲁迅是拒绝了“时势”“永远”“彻底”之类的词汇的，借此，他拒绝了自己化身为绝对者之类的思想态度。在这里可以看到晚年鲁迅达到的新的知识分子形象。

　　“大众语论争”与鲁迅的位置

　　三十年代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国家建构之展开，因日本的侵略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学界、教育界对古典文化的关心变得明显。因此，1934 年的文坛出现了对立：一方提倡“文言复兴”，一方如林语堂则提倡“小品文”“语录体”。当然这两个倾向都为左派所批评。陈子展提出，以前为了去除文言之病而不得不提倡白话文，现在则为了纠正白话文之病也只有提倡“大众语”“大众语文”了。

　　文白的论战已经决出胜负：“文言复兴”的口号没有特别的影响。“这种大势所趋，自然站在没落下去的某方面无论个人或他所属的某一阶层，虽然还能够来几次挣扎，最后的胜利却不会他们的”。胡愈之也说“凡是代表这社会层的一切文化——哲学、道德、教育、法律、恋爱观、文学、艺术——也没落的过程中。代表这社会层的意识的语文，自然也没有例外的”。可以说，视语文为上层建筑，视文言为地主、资产阶级之物，将白话作为小资之所属，将大众语当作无产阶级的语言。这种言说本身其实就是现代进步主义的说法，亦即历史阶段论的说法。

　　鲁迅当然不是反对大众语。其实他反倒是为了实现大众语，提出了该如何准备、现在该做什么等问题。我要指出的是，鲁迅在《文外文谈》等文章中主张书写拉丁化。“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听到竟然曾经要废弃汉字，近年留学日本的青年中国留学生也许会有些吃惊，可是，当时在美国的赵元任，以及曾在苏联留学的瞿秋白，他们都在探讨以拼音表记汉语，周恩来也讲了计划要花一百多年的时间，将汉字改成拉丁字母。以今天的情况来看， 不能不说，鲁迅的周全准备是白费了。可是，在此我要讲的不是拉丁化的功罪，而是想指出，鲁迅是如何倾心于这样的一幅远景：有一天，全中国的人民可以自由地用共通语去讲、听、写、看，可以彼此了无障碍地进行交流。比如说汉语口语“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话’的雏形，它的字汇与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

　　别的杂文里还有一节很渐进性的说法。鲁迅提出这样的方案：“开手时，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的远了。”就要说鲁迅设想新的汉语也采取日文式的汉字假名混交体。

　　鲁迅一方面不赞成全面地否定五四白话文，这一五四白话文也许将来会消失的。这样的论调“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话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6 - 80]。“要大众语未成，白话先倒，让他在这空场上夸海口的，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鲁迅提高警惕说，帮助这样“远交近攻”的做法即是“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6 - 80]。鲁迅还对欧化文讲“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文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主张为了消除汉语口语的含糊性而令汉语精确化，就要吸取欧化词汇、文法。因为这一类的见解，有的民族主义者误认为鲁迅主张取消汉语，骂他是“买办心理”“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其实，我们俯瞰文坛整体情况，可以看到鲁迅的立场决不是狂热偏激的，而是真正现实的、有建设性的、稳健的。可以说他看准大众语将来必会形成，甚至看准了它会成为文言、白话文的媒介语言。

　　为了将被淘汰的“中间项”而奋斗

　　这时，发生了有关翻译文体与方法的小小论争。这里有两点问题：一个是有关翻译文体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重译”的问题。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前一个问题。鲁迅对翻译的态度原来是重视“直译式”的，因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脱不了中国传统的文言，应该给五四书写文体加上新的因素，给口语性书写文体加上论理性。他想，白话文既然是过渡性的文体，与其考虑到读者的困难，不如积极接受异文化的思考。文体语法即是文化思考的基础。在现在的翻译理论中，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直译式”翻译，这是因为语言总是处于流动中，不仅为了开启新的语言世界，也为了将负载着不同文化的语言真正作为他者去接受，如果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母语，往往容易失却与自己文化不同的异文化特征，在此意义上，“意译式”的翻译对了解“他者性”来说，是很不合适的。

　　这里应当重视的是后一个问题，对此鲁迅和穆木天之间存在着一些笔墨争战。穆木天说“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且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

　　鲁迅对这样观点反对说，虽然懂英文、法文、日文的人比较多，可是懂其他外语的很少，要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就更少。如果可以阅读有几种译本，间接翻译也有时就会比直接翻译还精确。关于翻译道路，“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对翻译的批评应该重视。在这里，为了接受西欧的思想资源，与大众语论争一样，可以看到鲁迅保持着现实而稳健的立场。他还讲：“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时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仍然这还是鲁迅的尖锐的笔法，使穆木天的主张显得极端，与别的杂文里写的一样，“太做不行，不做又不行”。这里鲜明地表现出了他现实性态度。而且对鲁迅来说，“此刻现在”是很重要的，他强调完全反对一种要求在“永久”之余，就不做当面的工作那样的态度。在别的文章里也这样说，“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所以，鲁迅的立场恒常在于过渡期，在于中间项，在于媒介物。因此过了一会儿，在话柄和上下文都不一样的情况下，田汉骂鲁迅是“调和派”，这说法从全体的倾向来看不能说完全冤枉。

　　鲁迅这样的态度，按照竹内好、丸山升的说法，可以说是启蒙性的现实主义。可是应该指出，对这种态度鲁迅自己已有了一些觉悟。“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的时候”。大众语也好，重译也罢，鲁迅认为，它们早晚一定会被淘汰，难逃灭亡的命运。反而说这淘汰灭亡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证明。不能淘汰，永远继续的话，只是“后退”而已。为了真正被淘汰的，此刻现在，就要尽力去做，这就不是在这个时期鲁迅的思想态度吗?

　　从《门外文谈》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门外文谈》是在《申报·自由谈》上连载半个月的杂文。再仔细点看，我们就会发现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说法在前半和后半有着微妙的区别。能跳过汉字难解之栏的叫做“士大夫”，他们为此维持特权、骄傲和尊严。但到后半，“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文字大众化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就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大众’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但接着有“觉悟的读书人”的说法[同上]，最后有：“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的说法[同上]，同时列举着“智识者”该有的性质。“智识者”这个说法在鲁迅的文本上已出现过几次，可以说差不多与现代汉语中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中立性的词汇，但是也略带贬意。例如“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新的智识者登了场，……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气”等等。但在这里还附加“觉悟”的形容，给以肯定的意思。加上“他‘智识者’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6 - 104 ～ 105]。在这里，我们不妨想定鲁迅建立了该有的知识分子形象。

　　这样的“觉悟的智识者”在中国的系谱上并非不曾有过。鲁迅不也在紧跟的杂文里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他们里“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扑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要论中国人，必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关于“中国的脊梁”也许与刚发生的韦素园去世有关。“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当然鲁迅更深刻意识到的无疑是，反清革命以来的无数的牺牲。以秋瑾为代表的革命人士、在三一八事件牺牲的女学生、四一二政变后被肃清的共产党员，还有“左联五烈士”等等，这些死者才是“中国的脊梁”，与他们面对面，正是令鲁迅用笔墨坚持斗争的理由。对这个问题, 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等已有论辩。但笔者认为，鲁迅的言论被自己还活着的负疚所驱动。拒绝“永远”和“彻底”，以现实性的态度，甚至乍看之下显得像“调和派”的“稳健”立场，即使将来会被“淘汰”，“此刻现在”不做应做的事，将来就肯定没有“进步”—— 鲁迅之所为，正是在这一信念的驱动之下。在某种意义上，他将来“没落”的命运也是他的必然。

　　最后让我拾起鲁迅对于也在这一时期去世、五四时期曾经是同志的刘半农的追悼文，以作为拙作的总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这样批评后在别的杂文里还加上几句说：“我这里(对刘半农)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最后一句，极端点儿说，对鲁迅自身也是部分适用的。

　　2014年6月8日于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