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有一座我很喜欢的博物馆。

　　它像极了一座地下城，窄小的入口连着曲折、低矮的走廊，弯弯曲曲地将你引向环环相扣的大厅和房间，一盏盏顶灯点亮的仿佛是通向往昔的时间隧道，一些属于过去的背影闪烁在尘埃中：古老的电报桌前忙碌的身影，坚硬而巨大的办公桌，占满整面墙壁的地图……隐隐似乎还能听到外面轰鸣的炮声，捞起手边那部黑色的老式电话，一个远远的声音传来：“……是的，阁下，我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这是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的丘吉尔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战时内阁就设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丘吉尔陪伴整个伦敦一起经受了100吨烈性炸药的洗礼，起草了无数激励人心、流传至今的演讲，通过那只黑色的老电话，和远在大洋彼岸的罗斯福达成无数密约来为英国争取资源。

　　今年是“二战”胜利七十周年，就让我们来聊聊丘吉尔。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受封公爵的平民(尽管最后他没有接受)，他是“二战”盟军的领导核心，他是英国人心目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写的书、画的画、住过的房子、乃至他抽的烟、喝的酒、去过的地方，无不被后人津津乐道，细细研究。可是他究竟是谁，这个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人类近代史的大叔，脱离了理想化的标签和描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丘吉尔的从政之路早在“一战”以前就开始了。他曾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去过古巴、印度、南非。在南非他拿起武器和英军一起上战场厮杀，结果在一次战役失败后被俘关进了监狱。那时的丘吉尔才刚刚二十五岁，短短三个月他就上演了一出孤胆越狱的好戏。这使丘吉尔收获了他的第一笔公众关注，帮助他在重返英国后顺理成章的正式踏足政坛，成为了最年轻的下议院议员。

　　甫入政坛，丘吉尔便显露了他与众不同的政治才华。他举行了一场英伦三岛巡回演讲会。由于反响热烈，他又再接再厉将这场巡演办到了美国。这趟旅行为他筹得了一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九十七万英镑)的资金。这场巡演还开启了他与美国的“终身战友”模式，在美期间他广结名流，其中就有“一战”时期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

　　初入政坛的丘吉尔首先在政府中担任内政相关工作，“一战”期间他获任第一海军大臣。作为一名政治新秀，他未来的很多行事风格此时已初露端倪：铁血、独断、亲力亲为、利益至上……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他收获更多的是质疑和排挤，很快就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职位。战后丘吉尔重返政坛，陆续担任了军需部长、财政大臣等职，但始终郁郁不得志。彼时的英国，民众被一股虚假的和平主义氛围所蛊惑，丘吉尔是少数几个看到了《凡尔塞和约》隐患的政客。他在英法之间几番奔走呼吁加强军备，反对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无奈孤掌难鸣。历史终于不可避免地向我们所了解的那个方向驶去。

　　在聊历史的时候，我们常说“历史滚滚车轮下的必然结果”“时势造英雄”，丘吉尔无疑就是那个被历史选中的人。他有着太多的缺点：野心勃勃、唯利是图、专横武断……可是在大厦将倾、人人自危的时刻，正是他的铁血和决绝带给了世人他们最需要的勇气。

　　这些年来关于丘吉尔的历史修正主义之风越来越盛，尤其是在英国本土，随着一部部传记、研究成果的出炉，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在朝同一个方向努力：褪去了炫目的光环，正视那些与辉煌共生的缺陷，也许我们更能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理解丘吉尔。

　　丘吉尔拥有一种既浪漫、又保守的气质，这赋予了他一种奇特的魅力，使他成为了现代政治史上的一道风景。打从学生时代起，丘吉尔最擅长的科目就是历史。多年的勤奋阅读、笔耕不辍，使得他能够在一种新的历史情况发生时很快地把握住事实本质，并作出快速反应。终其一生，丘吉尔写过二十多本书，从随军记者时代开始，他就坚持写游记，他也写过传记、小说，战后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更是为他赢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也热爱绘画，留下了六百多幅画作。2006年冬他的一幅《延吉尔的风景》在伦敦苏富比被拍出了61万英镑的高价。

　　正如同他的写作、绘画与生活方式一样，丘吉尔在一份份纪录、描述里被慢慢还原成了一个优点与弱点同样显眼的凡人。时光倒回70年前的那个夏天，法国即将投降，整个欧洲大陆一片绝望，一个人站出来高呼：“我们会战斗到底”。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洪流而消逝，然而文明和勇气则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褪去了光环的丘吉尔仍然是一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