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脑科学看背诵

　　背书是中国经典的早教方式。《三字经》就是一例。我一向主张，当今的早教，务必突破这种死记硬背的方式。刚刚故去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度被视为以“新儒学”治国的样板。但他生前也几次告诫：中国传统儒家那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不适合未来日新月异的挑战，要学习西方创造性的思维。

　　最近读到南怀瑾先生的一篇文章：《背诵的好处》。此文是为推广儿童读经运动而作，在网上广为传播，影响力很大，也是我所读到的为背诵辩护的最好文章。他给这种读经式的背诵起了个新名字，叫“儿童智慧开发---中国与西方文化导读”，并称“不管四书五经，或是古书，任何一段，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不给他讲解，偶然稍稍带讲解一点。这样背下去以后，一辈子都有用，一辈子都忘不掉。不但中国文化要背，外文也要背。”

　　南怀瑾先生陈列了背书的种种好处，基本都是对过去之陈见的精辟总结，并无太多新观点，我们不妨留待后面讨论。但是，似乎是为了跟上时代，他突然涉入脑神经科学领域，讲了如下一段话：

　　“背书有很多很多好处的，现在一般医学，尤其脑科医学，还没有作详细研究。关于脑科医学这点，我也不是专家，只是大概提一下，背诵的作用可增加一个人的智力，记忆力，思考能力，使头脑就更细腻、更精详。”

　　既然承认不是专家，怎么能够从脑科学的角度论证背书可以“使头脑就更细腻、更精详”呢?这是个巨大的矛盾。

　　我也不是脑科学专家，在这方面说话并无权威。但是，我们这些非专家，至少在讨论问题时应该引述一下脑科学的成果否则怎么服人?

　　最近几十年，脑科学日新月异，脑科学家们也作了大量的知识普及的工作。借助这些知识分析早教，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得出结论：过度背书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有害。

　　让我们回到脑科学的常识。

　　人类在进化中崛起为最高的物种，一大优势就在于大脑在后天的可塑造性。人类的未成年期是所有物种中最长的。一直到十八岁左右，人的大脑还处于成形中的未熟状态。这就使人类的大脑可以根据出生后面临的崭新生活环境来有针对性地打造神经网络的“硬件”。

　　比如，原始人需要应付狩猎的挑战，嗅觉就特别灵敏，这方面的神经网络可以在出生后十几年被打造得十分发达。阅读能力则是不必要的，自然不必发展这方面的神经网络。

　　但在文明发达后，特别是到了互联网时代，需要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阅读成了生存竞争的关键，大脑在这方面的神经网络比原始人来要发达很多，虽然大家的基因都差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的适应力比任何动物都强的一大原因。人类可以视出生后具体生活环境的需要，决定调动大脑哪部分的潜力，集中生理资源发展出最急需的神经网络。动物则不行。旱地的动物到了沼泽，既有的神经结构无法调整，很难生存。

　　这种理论，挑战了传统“天才论”：基因里设定的“天才”依然重要。但是，这种基因，会根据后天环境的需要、在后天环境的刺激下有不同的“基因表达”。人之所以为人，这种“后天性”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后天怎么教育，是孩子成长的关键。

　　那么，这种后天打造大脑神经结构的过程是怎么完成的?脑神经学家们在反复强调自己所知非常有限的前提下，经常用两个概念来描述出生后大脑的成形过程。第一个过程叫“滋长”(proliferation)，第二个过程叫“修剪”(pruning)。

　　第一个过程，主要出现在早期，特别是婴幼儿期。此时脑神经疯长。结果是，孩子的脑神经细胞和网络，比成人要丰富得多。

　　但是，进入青春期后，“修剪”的过程就越来越重要。一些没有接受外界刺激的、闲置不用的神经网络，就逐渐被“修剪”掉，以简化脑神经网络体系、提高效率。

　　这两个过程，解释了我们日常观察到的许多现象。比如，小孩子学什么都快，特别是音乐、外语等等。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即时的需要打造相应的神经网络“硬件”。我们成人，小时候没有练琴，就缺乏弹琴的“神经”，当然不可能和随时能造出“神经”的孩子拼了。

　　我们常常说自己没有干某种事情的“神经”，绝非自谦。但是，孩子虽然精力旺盛、学东西快，却很难集中精力。因为他们脑子里的神经网络太庞杂，很难心无旁顾。一个三岁的孩子学外国话可以比父母快数倍，但系鞋带却系不好。这里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其神经网络没有经过修剪整理，缺乏条理。

　　循着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问：背书对脑神经体系的刺激是否过于单一?在背书上花的时间太多，是否会把其他创造性的活动挤掉，最终使这方面的大脑神经网络闲置、并被无情地修剪掉?这样背书，怎么会使大脑变得“更细腻、更精详”?

　　背书是过时的记忆方式

　　背书是一种非自然的记忆方式，属于过去的时代。

　　没有记忆，人脑就无法正常运行。丧失了记忆，医学上叫“失智症”(dementia)。患上这种病，人就丧失了基本的功能。但是，大部分记忆，可以在自然过程中完成。背书，则是要完成一些无法自然完成的记忆，需要进行精心的、甚至艰苦的训练。

　　背书在人类的某个发展阶段上非常重要。这恐怕主要是在书面文字发展的早期。人类在有文字之前，传统要口口相传，要靠记忆。博闻强记的老人，在社区里地位至尊。等书面文字发明以后，重要的事情可以依靠文字记载。但在很长的时期内，书写技术昂贵，仅仅被少数人垄断。当一般人、哪怕是很有地位的人也难得接触到书时，能背书就成了一大竞争优势。

　　想想看，别人砸锅卖铁地置办了一房子竹简，你则把这些竹简上的字句都装在自己脑子里。这是多么大的财富!在中世纪的欧洲，埃及纸草断供。欧洲人只能依靠羊皮作为书写材料。为抄录一本《圣经》，要杀上千只羔羊，用很复杂的工序处理羊皮，哪怕是大贵族也承担不起。在这类情况下，会背书的当然身价百倍了。但是，当造纸术、印刷术不断普及，乃至进入无纸的互联网时代后，什么信息上网一搜都出来时，背书的价值，也就贬值了。

　　其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主张完全废止背书。在这方面，美国的教育往往走得太远。学生太不屑于记忆，乃至无法完成基本的学习过程。你讲古代史，他们如果连两河流域、地中海、埃及、希腊、罗马、中国、印度的位置都不知道，那么就连别人的谈话都无法理解。

　　这就象一个没有基本词汇量的人读书一样：在理论上，每个字都可以查字典，不需要认识那么多字。但当需要查的字太多时，书就读不下去了。如今的大学者还和过去一样，往往都是博闻强记、词汇量丰富的人。只是话说回来：看看美国那些词汇量大的人，哪个是背单词、背书出来的?几乎没有。这大体说明，背书式的机械记忆，即使仍有一点点必要，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也已经变得非常边缘了。

　　南怀瑾先生说，不仅中文要背，西文也要背。言下之意，西方人也背书呀。我在美国读书教书二十多年，小女也在这里土生土长，如今快十六岁了，功课还算不错。无论是从个人经验还是孩子的经验来看，大家都没有背过书。再往周围看看，或借助书报了解一下更大的社会，也不知道哪位成功的西方人在背书上下过功夫。比起西方文化(至少是现代西方文化)来，中国文化比较讲究背书，恐怕是不争之论。在这个问题上，实在大可不必把西方人拉进来。

　　为什么会如此?我有两个不成熟的观察。

　　所谓背书，多是背古代经典。但就古典而论，中国的比较容易背，西方的则很难背。拿《论语》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比较一下就知道：《论语》很短，常常是几句教训，很少有长篇论述，更缺乏辩论质疑。在数量上普通人都背得下来。就算是后来的《古文观止》，也没有多少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每个人的“全集”抵得上现代高产作家的全集，是《论语》的几百倍，怎么个背法?

　　这里，恐怕有些书写技术的因素。古希腊罗马得益于埃及草纸，书写方便。孔孟时代，基本还处于竹简的时期，书写技术根本无法承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么庞大的写作量。中国人一直以自己的悠久文明，特别是在文字、造纸、印刷术上的发明而自豪，却往往忘记了：在古代的书写技术上，恐怕与古希腊罗马相距甚远。

　　中国人喜欢背书，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在知识普及、资讯便捷、言文一致的时代，背诵不重要。书上用的语言，都是你说的话。虽然书面语要比口语严密复杂很多，但毕竟不需要背诵就能理解。在言文分离的时代就不同了。过去中国人各自讲自己的方言，读书则用古文，和自己平时说的话不同。背诵一定的篇目，进入语境，熟悉其中的各种规则和习惯，自然对理解这种外语般的文字很有帮助。

　　小孩子跟着大人学会说“真棒!”在于他见到这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但是，“善莫大焉”不在日常环境中重复，你背几段有这个文句的书，也就明白了。“书读千遍其义自现”，讲的其实就是这种从习惯中学习的道理。

　　西方人过去学希腊文拉丁文等古典文字，也借助这种方法。美国建国之父、第二位总统亚当斯，当年出道儿当律师，上法庭居然背了一段西塞罗，也算有点愚不可及了。现在我们学外语，背文章比背单词也有效得多。但是，你之所以很难看到英语是母语的人背英文，就在于现在的语言已经自然得多，不需要背诵这种过分人工化的记忆方式。

　　背书究竟有多大用?

　　南怀瑾先生力挺背书，讲了许多背书的好处。对此，我也不想完全否认。问题是，我们生活和事业中挑战很多。背书的这点好处，如果真有的话，究竟有多大?是否值得下那么大功夫?

　　不妨转述一下南怀瑾先生罗列的背书之益：

　　朗读多了，自然懂得言语与文字的音韵学。换句话，也懂得文字和语言之间拼音的学问。

　　孩子们背诵古书，真的把古文背好，智能开发以后，读现在学校的教科书，一看就懂了，这效益已经出来了。我们看到现在的教育方法，每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书包越背越重，眼镜越戴越厚，晚上做功课到九、十点，天天考、年年考，考了高中，初中读的东西不要了，考了大学，前面的东西都不要了，这都是浪费。

　　如果用背诵的方法，把文字基础、文化基础打稳了以后，读这些教科书，并不要花几年时间，只要几个月，中学教科书就都会、都懂了。这样可以节省好多时间，节省好多办学经费。

　　真有这么神吗?

　　首先，音韵学确实是很大的学问。背书、朗读，也许对理解音韵学有些助益。但究竟有多少呢?说到底，我们还是用现代的发音念古书。背了半天，未必就理解文字中原初的音韵学以及作者在这方面的用心。背完了书，音韵学还是要专门去学。况且，面对二十一世纪，有多少学子有志于音韵学?学了干什么?能养家糊口吗?这种牛角尖的学问，怎么可以作为普遍的教育手段?

　　南怀瑾先生接下来说的，就更有悖常识了。在他看来，古文背好，现代教科书一看就懂。谁领教过这样的神奇?如果你把《论语》或《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碰到学校里的教科书，如数学、物理、生物、世界史、经济学等等，怎么可能一看就懂?

　　南怀瑾先生自己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呢?反正我是不行，觉得自己还算聪明的孩子也不行。其实，就连孩子们“眼镜越戴越厚”是否是读书太辛苦的后果，科学家还没有定论。这些问题，也不能凭着背过几段古书就可以想当然的。说什么“如果用背诵的方法，把文字基础、文化基础打稳了以后，读这些教科书，并不要花几年时间，只要几个月，中学教科书就都会、都懂了”等等，有什么现代社会科学的统计支持吗?怕是连影子也找不到吧?我们这种搞教育的人，如果负责的话，应该老老实实地劝学子：不要指望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几年的课程学会。读书、为学，没有捷径，要好学深思，给自己留足时间来想问题。

　　南怀瑾先生并不在这里停步，他进一步强调：“尤其是所采用的古书，都是浓缩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智识’的结晶，所以后世的人，就很尊敬它叫做‘经典’。”“古人把最难记的‘算术’，和其他‘天文’、‘地理’、‘物理’等学识，都编成‘歌诀’来唱，声声‘朗诵’。那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使儿童不用绞尽脑汁去背记，自然而然地进入记忆，一生到老也不容易忘掉。”

　　其实，这些话本身就说明，大概南怀瑾先生一味背书，对现代科学几乎到了一无所知的程度。人文科学比较复杂，就我的本业历史而论，这门按说是最需古书的学科之一，最近二百年早已改天换地，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过去经验的看法，根本不是读几本古书能了解的。

　　这类问题比较复杂，先绕开不论。让我们面对自然科学。古人总结的“智识结晶”，有多少还有现实价值?“地心说”过时了，“日新说”也过时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崩解了，牛顿力学之后，又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古人编成“歌诀“的“算术”和其他“天文”、“地理”、“物理”等学识背诵，一生到老也不忘掉，这岂不是误人子弟吗?

　　把背诵的逻辑演绎至此，称背诵有把几年的功课几个月就轻松学会的神功，甚至要把古人的“自然科学”学识一辈子铭刻于心，这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这样的说教，如今大行其道，很少受到公开挑战。这种现象本身就令人担忧。在全球化的时代，各个民族寻求文化认同，回归传统，乃至“国学”大盛，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回归传统不意味着复古，不是否定人类现代文化的成就。弘扬本土文化，也不意味着回到蒙昧时代。教育，培养的是未来，面向的也应该是未来。

　　教育不是催眠

　　南怀瑾先生不仅神话了背诵的“神功”，而且对背诵的过程也加以神话。下面两段话，十分典型。

　　小孩子背东西是不痛苦的，而是很快乐的背书非专一、安定不能背起来。小孩子背东西是不痛苦，是很快乐的。因为专一唱歌、专一背书，脑筋就更宁定。思想行为都要变的。这个就要讲到脑波的问题，是使脑神经专一思维，专一思维，就宁定，使身体生理机能改变，健康起来。脑子变健康，那么思想行为也变健康了。

　　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是多么轻松愉快「硬记不是背诵」，背诵像唱歌一样，不用动脑筋。现在的教育，假如是用脑筋强记，把脑筋都记坏了，这不是背诵。像有些人，大学毕业了，再去背书，用的方法是强记，不是背诵。因为他已经成人，就是强记，背诵是小孩，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什么内涵，并不知道的，就是会唱、会念、这个叫背诵。背诵是脑子表层的作用。

　　这里，他把背书和唱歌相提并论，并指出背诵有安神健脑的功效。我们也知道，和尚念经，恐怕有着类似的心理疗效。在乱世纷繁之中能够嘴里这么念念有词地静一会儿，确实相当难得。有些支持南怀瑾先生的网友也把背诵和坐禅相提并论。

　　问题是，这种神经理疗，是否等于教育?

　　比如，当一个人读书太用功、用脑过度时，需要放松一下。坐禅也好，桑拿也好，户外运动也好，或者干脆睡一觉也好，都可能很有效果，也都属于理疗性、休息性的调节。但是，这么调节完了，还要回去读书、工作。理疗和教育，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活动，决不能混为一谈。

　　假设一位学者突然神经崩溃，跑到心理医生那里完成一个放松神经的疗程，最终彻底康复。我们不能不赞扬疗程的有效，但这也不是教育。你不能经过这个疗程就领个什么证书或学位。

　　正如南怀瑾强调的，背诵“不用动脑筋”，这似乎是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我们需要这样的神经放松，就象我们需要睡眠一样。但这不意味着一睡不起。

　　教育的起点是什么?起点就是开动脑筋。开动脑筋的一个起点，又是反省。这种反省，不仅仅是挑战自己的很多习惯、态度、和观念，而且包括对一些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成见、知识进行质疑。理疗追求的是一种万物万念的和谐，催眠状态可以帮助你达到这样的境界。

　　教育的根本则是思考，培养的是发现不和谐的敏锐目光。这包括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域”，突破自己已经习惯了的“本能”。这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我在《天才是训练出来的》一书中有所概括：二流人才能力也许并不低，但喜欢躲在自己的舒适域里，干自己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情。一流人才喜欢跟自己找别扭，喜欢尝试那些自己还掌握不了的东西，哪怕一次次地失败。为人之师者应该知道：不懂脑子，是接受不了教育的。

　　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端。南怀瑾先生一再强调：“小孩子背东西是不痛苦的”，并且搬出脑波等等他未必掌握的理论来。真是如此吗?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背诵“不痛苦”、“很快乐”，大概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意识到许多孩子不喜欢背书，甚至仇恨背书。

　　我承认，对许多孩子来说，背书并不痛苦。这里有很多因素。比如，背书适可而止，从不过分;书的内容适合孩子的年龄;家长和孩子的亲子纽带强烈，积极鼓励，每次背完，家长鼓掌，孩子特别热衷于玩儿这种取悦于家长的游戏;或如南怀瑾先生所说，背书如同唱歌，本身有内在的娱乐性。等等。

　　但是，另外有许多孩子，也许是大部分孩子，很不喜欢背书，特别是仇恨背那些自己似懂非懂的书。难道类似的现象我们不都是看到了很多?我发现，西方大部分教育家，即使在指导家长或老师给孩子玩儿益智玩具时，也反复强调：观察孩子的反应，发现孩子稍有厌倦或疲惫就立即停止。因为他们意识到，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他们游戏的环境也不一样，这些超出自己的理解和把握能力，要尊重孩子的感受。怎么对背书这种让许多孩子厌恶的事情，南怀瑾先生要一口咬定“很快乐”?

　　其实，我自己也有背书的经验，确实很愉快。但都是以理解为基础。当我读到“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时，月下赤壁的景象一下子就浮现在脑子里，整个心灵为之一震，一辈子也就忘不了了。这一刻发生在高中的古文课上，讲课的我最喜欢的语文老师。他不停地告诫：古文过关，至少要五十篇经典烂熟于心。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是，怎么背呢?还是从理解开始。

　　记得那时上古文课，不用预习，当场打开一篇，聚精会神听他一个字一个字分析，等下课时，他让我站起来，当场就全文背出，最多几个字之差。为什么?因为我每个字都理解了!

　　这如同围棋复盘一样。我等凡人觉得不可思议：格子上这么多步，怎么可能一一记住?但不用段位太高的业余选手就有此能力。因为他们对每步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解得太透彻了。

　　教育不是催眠，而是刺激人动脑子。教育的目的是理解，而且往往是从质疑开始的理解，而非盲目地相信。

　　道理越辩越明，不是越背越明

　　南怀瑾先生力挺背诵，而且获得如此之大的共鸣，多少揭示了我们文化中的某种基因。且听他的教训：

　　“在中国古代，这是个普通的教育法，大家都会的。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没有文化根基。我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这是不是在暗示：不背书，比亡国都可怕?

　　不管我们怎么理解，把背诵提到民族和文化的存亡的高度，足以很令人吃惊。要知道，在一些相当原始的部落中，比如北美的印第安部落，因为没有书写文字，整个部族的历史都以传说、神话的形式存在几个长老的脑子里。对这样的部族来说，如果不背诵，集体记忆就会消失，确实可能失去文化认同。中国是世界上书写文字最为发达、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之一，哪怕是焚书坑儒，书籍照样藏得四下都是。怎么背诵会成为文化源远流长的动脉?

　　在我看来，中国的古典之所以适合背，还不仅仅是因为文字短、在常人记忆容量之内，讲者和受众的心态、风格，都有着非常大的界定作用，和西方的传统十分不同。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一直比较注重批判性思维。比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一向说“我一无所知，我唯一比你们知道多一点的，就是我知道自己不知道。”他特别喜欢质疑那些自以为是的夸夸其谈之士，通过一系列问题，使对方陷入困境、不得不承认自己原来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理想国》等著作，充满了这类论辩和质疑，你经常搞不清作者本身的观点是什么。要找可以背诵的简单明了的教训，往往如坠迷途。

　　总之，这样的书，往往不给你结论，甚至怕你知道作者心中的结论。当然，到亚里士多德文风都一变，开始了正面论述。但他提出任何观点，都需要长篇论证，就如同现代科学论文一样。哪怕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许算是西方版的读经式教育了。但其格式是：上午老师讲课，读经释文，叫lictio，也就是后来英文中的lecture;下午则是学生们就经文中的各种矛盾展开辩论，叫disputatio，即英文中的disputation。然后老师才出来对这些矛盾提出一个解决之道，叫determinatio或英文中的determination。即使在这种貌似灌输性很强的教育中，不面对经文中的矛盾、不经过辩论的程序也是不行的。

　　南怀瑾先生的方法，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不管四书五经，或是古书，任何一段，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不给他讲解，偶然稍稍带讲解一点。这样背下去以后，一辈子都有用，一辈子都忘不掉。”他不太主张讲解，更不用说质疑、论辩了。事实上，他不断强调背诵时不动脑子，孩子们把自己读到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记住，日后就受益无穷。

　　你读中国的经典，也每每有类似的感觉：里面充满了结论，甚至每句都是结论。作者是一副真理在握的劲头儿，拉出教训人的架势，你只有跟着听、学着做的本分，好象不记住这些至理名言就会“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一般。

　　在儒雅的南怀瑾先生身上，就浸透了这种精神气质：表面平和，实则傲慢。比如，他说“关于脑科医学这点，我也不是专家，只是大概提一下，背诵的作用可增加一个人的智力，记忆力，思考能力。。。等等”，明明自己没有受过相应的科学训练，却自信在这方面可以教训大家，甚至比脑科学专家说话更有信心，根本不需要引用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这种思考模式，和现代科学背道而驰。

　　看看中国近代史就知道，面对前所未有的外来挑战，不管你把“夫先王之道。。。。”念得如何朗朗上口，也是不管用的。不背书不会亡国灭种，不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但背书却几乎让我们的民族走到那个地步。如今世界日新月异，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守着几本古书，没完没了地背，怎么可能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南怀瑾们的流行，倒是提醒人们应该重读《孔乙己》。难道两千年前的古书要不动脑子地背，近代中国一味背书的切肤之痛却要忘记?家长和学子们也该想想，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背书的训练，能让你在学业和事业上走多远?

　　中美阅读训练之不同

　　现在就让我们谈谈背诵和事业、学业的关系。

　　南怀瑾先生的《背诵的好处》在网络流行，和读经运动的崛起相辅相成。要不要读经，见仁见智。堪忧的是：许多读经人士所提倡的不仅是读经，而是背经。南怀瑾先生就是一例。这种对待经典的态度，会延伸到对待书本的态度上。迷信经典，自然会走上迷信书本。这种倾向在中国的传统中根深蒂固，而且塑造着我们的学习。如果不加改变，我们在现代教育乃至现代世界的竞争中，都会遭遇重大的挫折。

　　不妨先说点个人经历。

　　那是在1990年吧。我刚刚开始学英语，有幸上了中国社科系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合办的一个英语课程。这个课程在当时的独树一帜之处，还不仅仅是由外教承担主要教学(中方老师基本扮演助手的角色)，而且完全遵从美国的教育体系。

　　第一次上阅读课，就出奇地震惊：课程根本没有教科书，外教复印了一叠材料，是首次阅读，大概密密麻麻地有七八页吧。而且她不讲，让我们先拿回去读，读完了再讲。我一下子惊呆了：过去不论是学英文，还是学中文，总是一篇短短的课文，后面有生词表，有语法要点等等。如果是英文的话，课文最多两页，而且排版稀疏，合起来不到她这里的一页。这么学习，大多不用预习，上课老师会把相关的地方都耐心地过一遍，服务周到细致。这位外教则一下子七八页砸过来，不讲还不说，后面连个词汇表也没有，怎么个学法儿?最后连滚带爬地读完，再回来上课，老师一堂课居然还真讲完了。

　　对这样的课程，让大部分同学晕头转向，我更是找不到北，一度因实在跟不上被迫辍学，回家按自己的节奏恶补了一段时间的阅读，回来再上课算是跟上了。当然，这和我刚刚起步、英语水平在班里垫底的状况相关。但这段经历也让我这个“哑巴英语”学生领教到：即使我连用英语进行简单的寒暄都有困难，挑战最大的还是阅读。

　　我被迫辍学，似乎说明“美国那套”不适合中国国情。其实，我这么回家恶补阅读词汇，还是接受了“美国那套”的教训，恶补的方法，是暂时舍弃听说，把精力全集中在阅读上，用的也是“美国那套”，而非中国那套规规矩矩读短小课文的方法。

　　这一震撼般的经历说明了什么?应该说，我们那个时代，在中国无论是上语文课还是英语课，对待课文的态度其实还是读经式的态度，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我们读的东西很短，但要很精，仿佛书上字字珠玑，对课文的解释也不厌其烦。老师的讲解，更是面面俱到，恨不得一个字不漏过。最后的要求，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以及每个生词和语法现象，都要完全掌握，而且还必须记住。

　　与此相对，美国老师给一下子给你七八页，自然不会这么细致，你必须自己完成查单词等繁重的家庭作业。这不是鼓励你不求甚解。恰恰相反，老师会反复提问，看看你是否懂了。但这种检测，往往限于你是否准确地理解和消化所读的文章。如果你理解透彻，那么大家就接着读第二篇。若干语法现象和单词没有完全掌握，或者掌握以后忘了怎么办?忘了就忘了，因为后面的阅读会铺天盖地压上来，你还有得是机会学习这些语法现象和词汇。

　　等我到耶鲁读研究院时，又经历了类似的震撼。那是门社会学的课，和本科生一起上。课程的阅读量，居然是一周一本书，甚至还要外加一两篇论文。有一周，指定阅读是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些小本科生事先还在班上问：韦伯是谁?我心里暗笑：这种经典，我中译本就啃了几个月，还没有读完，更不敢说理解。这帮孩子连韦伯是谁都不知道，居然一周能把书读完?

　　等一上课就傻眼了：那帮小本科生讲起来滔滔不绝，有的上来就把韦伯彻头彻尾批判一通，甚至称之“简单”、“肤浅”。我当时真有点亵渎神灵的感觉：年轻后生，面对大师真是无知者无畏，你们算老几，也配批判韦伯?然而，我不能不承认，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我并不能回答，甚至从来没想到过。教授对他们的发言聚精会神地倾听，时有赞许。人家的书居然是这样读的!

　　我频频告诫留美学子：大学的阅读，一周少则二三百页，多则四五百页!要有心理准备。但很少人会真正对待这样的警告。回想一下，我是北大中文系四年读下来。这算是中国一流的教育了，从来没有领教过如此之大的阅读量。老师们讲课，非常强调细致精深，但很少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大量处理信息的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这么一种迷信书本的心态：当一本书摆在你面前，特别是有人告诉你这是经典时，你就觉得这似乎是世界上最后一本书，于是每个字都要掌握、背熟，似乎漏掉一个字、一句话不懂，自己就会陷入愚昧无知。老师从小就斥责那些记不住的同学，学习起来就象“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怪不得走到哪里都要背书呢。

　　在西方则相反：一本书摆在你面临，这书仿佛是知识海洋中的一个小浪花而已，尝到点海水的滋味就可以，后面的东西还多着呢。老师和同学看到了这本书提出的问题，马上要知道另外的书是怎么看待同一个问题。守着一本书不行，非多读几本不可。如果你课上总是讲韦伯怎么说，重复到一定程度，别人恐怕就觉得你是个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心胸狭隘的笨蛋。你恐怕很快会感到一种被嘲笑的压力。在那里，“半部《论语》治天下”肯定是个笑话。

　　一片竹简，上面只能刻上“学而时习之”这么几个字。当只有很少人才能拥有这片竹简时，那些没有的人，恐怕就不得不去背这句话。如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先秦时代的所有经典，在我们手机的存储卡里最多只能占一个小角落。

　　背诵所代表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过时了。我们所需要训练的，不是记住几行字的能力，而是如何处理汪洋大海般的信息，如何在这些纷乱的信息中整理归类、除糙取精。这就需要大脑有分析能力，辨别能力，而非看到自己明明还不懂的东西、听别人说是不得了的经典就要记住。真要养成这种盲信盲从的习惯，恐怕下到大海里喝几口水就会被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