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简介

　　梁漱溟(1893-1988)，蒙古族，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一生著述颇丰，有《中国文化要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著作传世。

　　荐读理由

　　梁漱溟的《论中西哲学的不同》，是一篇值得反复阅读的文章。做学问，其实就是做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中国的儒家、道家和佛家，虽然理论各异，但学术的最高境界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循自然之本，以生命为基。至于中西结合，则须搞清楚科学精神和玄学奥秘不可偏废的道理，梁先生对中国医学的论述，尤其是对动与静的分析，可谓精彩至极。

　　《论中西哲学的不同》

　　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仿佛有点看重自然，不看重人为。这个路数是中国的路数。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如四书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都是充分表见生命自然的意思。在儒家中，尤其孟子所传的一派，更是这个路数。

　　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如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

　　记得二十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柏氏说理最痛快、透澈、聪明。美国詹姆士杜威与柏氏，虽非同一学派，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受生物学影响，而后成其所学。苟细读杜氏书，自可发见其根本观念之所在，即可知其说来说去者之为何。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

　　再则，对于我用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知道生病时要多靠自己，不要过信医生，药物的力量原是有限的。简言之，恢复身体健康，须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别无外物可靠。外力仅可多少有一点帮助，药物如果有灵，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适，把生命力开出来。如用之不当，不惟不能开出生命力，反要妨碍生命的。用药不是好就是坏，不好不坏者甚少，不好不坏不算药，仅等于喝水而已。

　　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抵。在医学上，我同样也可说两句有关于不同学派或不同方法的话;中西医都是治病，其对象应是一个。所以我最初曾想:如果都只在一个对象上研究，虽其见解说法不同，但总可发见有其相同相通处。所以在我未读医书前，常想沟通中西医学。不料及读后，始知这观念不正确，中西医竟是无法可以沟通的。

　　大概中国种种学术——尤其医学与拳术——往深处追求，都可发见其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凡古代名医都是神仙家之流，如葛洪、陶弘景、华伦等，他们不单是有一些零碎的技巧法子，实是有其根本所在，仿佛如庄子所说“技而近乎道矣”。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道者何?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一切可以数学表示，便是一切都纳入科学之时，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是人类为要操纵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但这仅是一种方法，而非真实。

　　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的)。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所谓“动”，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反是必须收视返听，向内用力而后可。本来生命是盲目的，普通人的智慧，每为盲目的生命所用，故智慧亦每变为盲目的，表现出有很大的机械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则恰不然，他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运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印度且不说，在中国儒家道家都是如此。儒家之所谓圣人，就是最能了解自己，使生命成为智慧的。普通人之所以异于圣人者，就在于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没办法，只往前盲目地机械地生活，走到哪里是哪里。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表示生命已成功为智慧的，仿佛通体透明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