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教育是一个研究较少的课题。基于对美国40名在校大学生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学生一方面对中国教育的某些特点，诸如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学前教育的强调、对教师的尊重等方面倍加赞赏;另一方面却对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现象、严格的选拔制度、教学过程中对纪律的强调等方面提出异议。因而，我们对中国的教育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固步自封。要有针对性地批判和吸收美国的教育经验，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之路。
关键词：美国大学生;中国教育;政府权力;教育方法
中国人对美国教育的崇拜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教育为标尺改革中国教育几乎成为时尚。然而，鲜有学者以美国人对中国教育的认识和看法进行分析。如果能够通过美国人的视野来理解中国的教育，我们也许能够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偏见。为此，笔者以质性研究的方法，借助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视阈，考察了美国大学生对中国教育的看法，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重新认识中国教育、比较中美教育以及如何改革中国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具体说是结构性访谈法。笔者于2010—2011学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ISU)，选取了40名在校学生进行访谈。
本次访谈的抽样方法是滚雪球抽样法(snowball sampling)。由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总体的学生名册难以获取，故笔者首先在其任课的班级内选取3名较为熟识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并经这3名学生的帮助和推荐一步步地扩大样本范围，最终，笔者获取了共计40名校内学生作为访谈样本。为获取更具综观性的信息，笔者以美国学生视域中的中国教育总体印象为考察核心，借鉴赛德曼访谈模型对样本中的25位学生进行了第二次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30~40分钟不等，累计访谈人次达到65次，观察和访谈内容涵盖美国学生对于中国教育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描述。这样的深度访谈，能够在资料的分析过程中发展出有效的分类体系，使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
在资料的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借鉴了扎根理论中斯特劳斯和考宾的编码方法，即对问卷及访谈资料中的词句、段落进行语义划分，通过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完成概括和归纳。
首先，使用开放编码界定文本资料中所发现的概念、属性和类别，如“政府参与”(“中国政府很普遍地参与到教育过程中”“中国想要快速建成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所以重视教育”)，“家长重视”(“家长想要有面子，即使牺牲他们自己也要让孩子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家长对教育的重视是代代相传的”)，“强调纪律”(“中美教育的最大差异是中国教育非常有秩序”，“中国学生更有纪律性，他们喜欢排列整齐的教室”)。这一阶段的编码任务在于尽可能地从原始资料中提炼出有意义的概念类别。其次，在完成开放编码的基础上，将资料重新进行类型学并轨，进行主轴编码，从而整理出具有内在逻辑的，同时也更为抽象的资料。如我们将“政府参与”“教育制度”“不平等现状”等开放编码贯穿起来，以“美国学生视域中的中国教育总体特征”作为主轴编码的类别标签。再如，我们将“教师权威”“纪律强调”“家长重视”等归为一个类别，并以“美国学生视域中的中国教育明显特征”作为主轴编码(见图1)。
图1 编码的逻辑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这种非随机抽样方法所得到的样本群体是借助受访者自身的社会关系而逐渐得到的，这些受访者可能具有一些共同特质，或者来自某一特定的“内群体”。有些值得研究的、具有鲜明特性的个体会因此未能被纳入在样本范围内。这种样本的选取方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的偏误。
二、研究结果
(一)美国大学生视域中的中国教育总体特征
1. 教育领域的政府角色。在本次调查中，美国大学生对中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表示赞叹：
“中国政府重视教育，并在教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想要在现代化道路上保持高速前进，想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给学生施加压力，让他们早日成为栋梁之才(productive citizens)报效祖国。”(J-5)
不论是在政界领导人的演讲中，还是在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宣传手册里，亦或是在电视台滚动播放的公益广告中都有大量教育元素渗入。这些皆可佐证教育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中国政府在教育的安排与定制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相对地，受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教育更多地表征出微观和个人实用主义倾向——美国教育旨在帮助孩子们做更好的自己，引导他们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美国学生认为：
“美国的教育想要帮助孩子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似乎不关心政府想要什么。”(J-22)
一些社会学专业的美国学生试图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解释中国教育中的这种权力渗透：
“葛兰西的理论可以从某些方面解答为什么中国政府强势地参与着教育的安排与定制，为什么在中国教育更容易显示出社会本位和功利化的特征。”(S-11)
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一种隐蔽的统治运作方式，政治权利的维护不仅需要马克思意涵下的以政治为基础的“强制”力量，还需要其他从属阶级的以同意为基础的对称性“顺从”——而正是教育在国家制度的维护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助作用。这一观点亦在结构主义代表帕森斯的教育理论中得到回应。帕森斯曾指出，教育不仅帮助社会维持着一个同属于社会成员的共同文化，还充当着社会化媒介。具体来讲，社会首先借助于教育发展社会成员对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将个体从“自然人”培养为“社会人”，再通过其对社会的反哺，进一步维持和推进社会的整体统合。
中国政府将教育看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并将教育视为“民族振兴的基石”。一方面，政府和社会确定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学生的发展也在广泛意义上遵从社会的需要并“报效祖国”。在这样的理念灌输之下，每一个学生，不论年龄大小，似乎都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使命，“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2. 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在本次调查中，中国教育中的一些制度特点引发了美国学生的热议。当代中国教育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学阶段的教育、高级中学阶段的教育、高等教育等多个阶段。其中，中国人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让调查中的美国学生印象深刻：
“中国学前教育从三岁起始直到年满六岁入学为止，长达三年，这一点让我们美国学生汗颜，在美国，学生从四岁开始只能够享受两年左右的幼儿园生活，而且实际上还有很多人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学前教育。”(S*-30)
《2013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小学总招人数中有95.5%的学生接受过学前教育。在为期三年的学前教育中，中国学生可以完成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及社会规范的学习，并识记简单的汉字、数字，学会基础的造句和数学计算。幼儿时期是人格培养的重要阶段，因此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可以尽早接受系统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相比而言，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已开展普及学前教育运动，旨在为儿童提供免费而非强制性的学前教育，但截止到2013年，美国3-5岁儿童入园率仅达64%，本研究受访的40名学生中仅有20名同学系统地接受过公办或民办的学前教育，因而幼儿园仍不能被称为是美国人的集体记忆。对此，有美国学生表示中国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超乎他们的预想：
“在这方面，中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中国之所以非常重视在这一时段内的教育，是因为这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一时段被我们忽视，那么很可能我们在随后的教育过程中即使花费很大气力都难以真正弥补。”(S*-33)
“美国需要尽早认识到，对学前教育的足够重视可以更好地培养社会公民。”(F-37)
3. 严格的教育选拔制度。在当代中国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主要接受包括数学、语文、外语(通常为英语)及其他基础学科在内的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最后一学年，学生将面临初中学业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简称中考)。此后，学生将被第一次分流。一般而言，成绩达到高级中学录取分数的学生可以升入高级中学，继续接受为期三年的学术教育;而那些成绩未达到高级中学录取分数，或者由于个人意愿和家庭原因放弃进入高级中学机会的学生，可以升入中等专业学校或职业中学学习专业技能。类似地，在高级中学的最后一学年，学生将迎来被视为整个教育阶段中最重要的考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简称高考)。通过高考，学生会被再一次分流，那些成绩达到大学录取分数的学生可升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而成绩未达到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的或进入高等职业学校，或进入大学专科，接受偏重于技术技能的人才培养形式。
可以看出，在以上两次分流的过程中，不够分数就不能升学的硬性制度使得作为受教育主体的学生丧失了主动权。要说学生能够发挥的主动性，也只有倍加努力地学习以达到学校的录取标准。面临这种制度现状，加上受老师、家长和媒体宣传等多方面的影响，考取大学是绝大部分中国学生眼中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为取得大学录取的一纸通知书，他们必须不断消化和巩固老师讲授的知识，通过周考、月考、季考、期中考、期末考等一系列模拟考试测验的反复锤炼，才有可能在最终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本次调查中，有美国学生在了解到中国教育严苛的选拔状态后感慨中国学生承载了太大的教育压力：
“中国学生要参加太多考试了，真难以想象他们每天的心情是怎样的。”(F-1)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只有通过特定考试才有资格接受下一阶段的教育，难道一纸考试就可以评判一个学生的全部能力吗?”(F-29)
美国学生认为，严格的教育制度的形成与中国政府所尊崇的政治信仰有着直接关系。由于中国教育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深远，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蕴含着强大的进化与演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人习惯以“进阶”的形式，逐层递进地走向既定目标，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一种权力渗透与接纳的模式。中国教育受国家政策和政治信仰的影响，表征出明显的社会本位特征，认为只有当集体利益实现最大化的时候，处于集体内部的个人才能实现其个人利益，具有较强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国家在保障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义务教育的基础之上，采用较为严格的教育制度，来逐层逐次地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以保障国家和社会有足够的优秀人才储备作为前进动力。而在这样的筛选过程中，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在这里，我们并非否认升学考试存在的合理性，但升学考试并不应作为一种制度性关卡去充当剥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工具。
“中国的教育体制给学生带来了过大教育压力，频繁的测验和严格的升学考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育质量，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能算作是中国教育系统的优点。在美国，升学考试的成绩仅占到总成绩的一小部分比重，并且这样的升学考试每年会有很多次，如果愿意的话，学生可以多次参加直到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为止。”(S-16)
美国学生倾向于认为中国教育的道路更多地呈现出一元结构，而在美国则没有这样的强制性限制，学生总是有主动选择的机会。此外，绝大多数学生并不认同频繁的考试可以被列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优点，不过亦有个别美国学生认为，这种制度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的条件下，从系统层面保障了教育质量，从宏观层面缓解了国家的教育压力。
4. 教育中的不平等现状。
“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现象植根于教育的每一个角落。来自偏远乡村的学生只有很有限的学习条件，他们要想上城市里的学校要花费比城市学生更多的钱。”(S-8)
正如上述美国学生所认识到的那样，受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状态的影响，中国教育在资金投入、师资力量、入学体制等方面存在着不平等现实，导致城乡学校基础教育设施建设中存有巨大差异。《2013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乡村小学的数量约占全国小学总数的68%，其数量之多已达城镇小学的2.1倍，但教育经费仅为37,975,040万元，约占国家小学教育经费总数的63%;类似地，乡村初中数量占到全国总数的36%，而教育经费仅为22,879,621万元，占国家初中教育经费的34%。资金来源的匮缺和政府扶持的缺乏等原因使得乡村教育在教学手段、教学设备、教师资源、教育理念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城市教育。就目前而言，中国政府并没有针对上述问题开出制度性良方。美国学生表示：
“来自中国乡村的学生要想获得和城市学生一样的学习条件，则往往大费周章，需要凭靠其自身的社会资本和人际网络，花费比城市学生更多的代价才能进入城市的学校。”(S*-10)
不仅如此，绝大部分地域中的学校均暗含着重点与普通的差异。那些升学率优秀，并在师资力量、学生生源、教学软硬件设备等方面都有优势的学校受到家长追捧。此外，学校内部更是有普通班和重点班的潜在分化。只有被认为拥有最大升学希望的、在历次模拟考试中成绩佼佼者才能有机会被编入重点班。此类班级的优越性和“特权”在诸多方面均可体现，如在教师配备上，重点班享有该学校最优秀的师资配备，而普通班的任课教师往往是资历较浅的年轻教师;在课程安排上，重点班的教学难度和强度都与普通班有所不同，一般课程进度会超前。在有些学校，为保障重点班级学生拥有安静的学习环境，重点班甚至会独享一隅，而不与其他普通班级同处一栋教学楼。
再者，即使在班级内部也存在着教育不平等的现象。一般而言，教师更倾向于培养成绩优秀的学生，这一心理倾向外化于行动则表现为教师对所谓优秀学生的上课提问频率、讲解耐心程度都大于其他学生，有的教师甚至会自愿地为优秀学生进行课后辅导。与此同时，少数中国老师对成绩不好或不守纪律的学生会产生较为极端的歧视心理，甚至会消极地安排他们坐在班级的角落里，而把他喜欢的人放在前三排或者讲台的中央视域范围内。有美国学生发问道：
“这些孩子还在成长阶段，有些孩子的成绩靠后或许是因为还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或许是因为没有受到老师足够的重视，重点普通学校和快慢班的区分让我想起了20世纪的美国由不同种族而引起的充满歧视的区隔，这样真的合理吗?”(S*-17)
(二)美国大学生视域中的中国教育明显特征
1. 教师的权威。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与美国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的强烈反差，被本次调查中的美国学生认为是中美教育最鲜明的对比：
“中美教育的最大差异是中国教育和教育者受到非常高的尊重，相比之下美国人对于他们的态度显得更随意些。美国虽然有着成熟的教育体系，但如果美国人也可以像中国人那样重视教育、敬重教师，那美国的教育一定会更强。我们应当谦虚地学习中国教育的这一长处。”(J-23)
中国人对师道尊严有着特殊的执念，在现代社会，中国教育虽已鲜见古时“上尊下卑”的极端型师生关系，但师生的权利天平不曾平衡。受儒学仁礼精神的持续影响，当代中国教师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为正面的社会形象，大部分中国人依旧对“师”与“生”的社会角色有着中国特色的定位，也仍然秉承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尊重师长的礼仪与形式。
在常见的传统式中国课堂上，教师是绝对的权威者，特别是在中小学课堂上，教师的权威地位尤为凸显，授课内容、教学方法、课堂进度都由教师一人全盘操控。传统的课堂互动往往也仅限于单向互动，即由教师提问、学生作答，教师常以此来检测学生对课堂内容的理解程度。教师主动与学生探讨、商定授课方案的情况很少发生。此外，学生的课堂行为准则与规范礼仪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巩固着教师的权威地位，教师有权利对学生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责罚。相比之下，在美国，教师职业与其他任何职业并无二致，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亦师亦友来形容，有时候甚至还有点“没大没小”的意味。一般而言，教师会与学生共同制定学习方案，以确保课堂中学生的兴趣度和参与度，课堂互动往往是双向的，除去教师对学生的提问之外，学生亦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发问，班级内部的座位安排也可以根据教师或学生的需要而随时改变：
“我们很喜欢把桌椅重新排列成不同的形状，这样教室也显得充满活力，排成大圆形时老师可以坐在中间讲课，排成几个小圆形时进行小组讨论很方便……总之我们很享受重新排列教室桌椅的乐趣。”(F-9)
美国学生在访谈过程中反复谈到美国人应当向中国人学习尊重教育和教师这种非常可贵的精神。而习惯了自由式课堂的他们亦认为，中国教育的课堂授课环节仍然有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2. 对纪律的强调。中国的班级容量较大已是既成事实。教育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2012年，中国普通初中平均每个班级约容纳50人。另有调查表明，2012年某些三线城市中的重点小学、初中的班级容量仍然居高不下，平均可以达到80人以上。美国学生认为，庞大的班级容量势必会导致学生问题的复杂化，教师无法时时兼顾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况，亦没有足够的精力针对每一个学生进行个性化的、一对一的指导，而学生受到的关注越小，其学习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然而，上述美国学生的顾虑在中国自有一套解释体系。在国人都熟稔的本土化语境中，学生一旦懂得纪律的重要性，冲突和矛盾自然会减少，因而保障学生接受良好教育的首要方式就是培养学生严格的纪律感。
“中国教育对学生的纪律要求是深入骨髓的，学生也因此习惯于排列整齐的教室，时刻提醒自己遵循着冗长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行为准则。而美国学生则更喜欢灵活的布置教室，而不喜欢规则的结构化系统。虽然中国学生在很多方面比美国强，但我认为美国教育由于更重视培养创新性，所以可以培养出更为全面的学生(well-rounded students)。”(J-14)
中国学校排列整齐的教室、明确的规章制度、严格的学生行为准则等种种限定无一不彰显着明确的纪律性。而当纪律普遍为人接受后，中国教育似乎异化成为一种服从教育。每一位教师都希望他的授课过程是安静的、不被打断的。在美国学生看来，比起学生本身，有些中国教师似乎更为关注学生的纪律。
相比于中国教育的系统化，受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模式的影响，美国学生则享受着更为自由化的教育——学生可以向老师申请改变教室的桌椅放置，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和行为标准，教师欢迎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随时发问，也会在其讲授的课程范围内，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个性来不断调整自己的授课方式。尽管教师很少对纪律和规则做特殊强调，学生仍然可在轻松的教学环境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并且在这样拥有较大自由度的环境中，学生的想象力可以自由地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3. 家长的期望。除了来自教师一方的压力，中国学生也常常面对来自家长的压力。中国家庭以孩子为中心议题，就连家长对子女的日常鼓励也往往跟学习和考试挂钩……种种细节，足见家长对学生课业表现的重视程度。很多家长就算牺牲自己的物质或精神利益也在所不惜，竭力保障子女学习条件。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强烈心愿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便转化成了施以子女的压力，这样的软性控制也构筑了服从教育的多重模式。
而学生在学习方面的综合表现也被多数中国家长用来评定其目前发展水平、预测其未来成就。若一个孩子自觉学习、在学校成绩优秀并频繁受到教师表扬，家长会喜不自胜，觉得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而若一个孩子成绩平平却淘气贪玩，家长一方面会通过雇家教、上辅导班等方式来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在心急之余，则难免有些懊恼孩子“不成气”。
美国大学生对这一现状有着较为深刻的体察：
“中国将教育看作是进身之阶(stepping stone)。由于只有一部分优秀的学生才能够接受大学教育，所以家长竭尽所能保障其孩子的学习条件。他们的逻辑是孩子在小时候学习多用功一点，以后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一点，不受教育就会被整个社会所歧视。”(S-3)
“(中国家长)认为文化程度越高就越能找到好的工作，这会让孩子成为社会上更受人尊重的人。”(J-27)
事实上，处于学龄阶段的学生在思想方面尚未成熟，仅凭其在学校里的表现就推断其未来成就难免显得过于武断和片面。在美国学生看来，中国家长的这一独特逻辑也从侧面反映出，教育之于中国家庭，既是一种目的，更是一种手段。换句话说，中国家长的潜意识里一定接受着这样一层逻辑关联，即认为成功——作为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提升的共同结果——势必与受教育程度紧密相连。学界关于教育对社会阶层攀升的助推作用的论证已屡见不鲜——一个人文化程度越高，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获得也越高，也越能保持这一地位。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加之高校扩招等政策影响，曾经一度囿于社会中上层的教育之门向全体社会成员敞开，大学生的形象逐渐从“天之骄子”的神坛走下来，尽管如此，足够的教育水准仍然被视为成功的重要基石。
三、总结与探讨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受限于个人的成长背景和专业水准，本次调查的受访者或许无法做到完全价值中立，然而研究美国学生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可以让我们借助“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和评判当代中国教育。通过对美国学生的研究和讨论析取出中国教育的几个关键特征。
首先，美国学生对于政府在教育定制过程中的权利渗透进行了充分讨论。认为中国教育虽然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但却被涂上功利化色彩，教育目标呈现出培养“工作人”而非“社会人”的态势。其次，美国学生非常赞赏中国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而又对严苛的教育选拔制度带给中国学生的过大压力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尽快从制度上做出调整，改变教育不平等现状，让每一位社会公民都拥有进入大学的机会。再次，美国学生十分欣赏中国人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认为中国国民对于文化、教育的崇尚和教师的尊重都表现出他们对于教育的极大重视，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将这一特质看作中国教育最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最后，由班级容量过大而引起的对纪律的过分强调，及应试教育对想象力的钳制，都被美国学生视为中国教育之问题所在。
综上，从美国学生对中国教育的多重赞赏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独具特色，其诸多精华之处需要继续维护和发扬。在中国教育之路的探索中，我们需要在保存自身优势的同时辩证地吸纳美国教育模式中的优秀元素，形成更加灵活的课程体系、适切的学习材料，突破老式教学法和传统学科结构的局限，关注个人的全面发展，着重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创造性思维。
作者简介：林曾，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育行政管理系终身教授，美国诺莫尔 61761;郝 娟，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湖北武汉 43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