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拿到一本厚厚的新书，是英国学者蓝诗玲所著、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鸦片战争》。老实说，我对这样的书很感兴趣。第一，鸦片战争一直是我的研究范围;第二，时至今天，我们离鸦片战争的发生已经175个年头了，别说英国，就是我们中国，还有多少人愿意关注鸦片战争?第三，作者乃70后，是英国的新锐汉学家，我很想知道，作为战争的当事国，其治下的年青人如何看待这场离现在已很久远的战争。

　　某种程度上，不出我所料——她的态度居然与我们这边一样，也就是说中英双方的国民对待自己的政府，都是谁打谁的孩子——她当然可以借别人之口、或者自行委婉地道出英国政府发动这一场战争是不义的;但是中国这方面，在骂自己的政府方面，似乎更不客气，总而言之一句话：该，活该!谁让你愚昧颟顸落后笨蛋呢?

　　只不过所谓的孩子，中英双方的语境是截然不同的。至少，那时的英国政府，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英国臣民的孩子。人家是宪政国家，政党政治。辉格党发动战争，托利党就可以在议会上对它投不信任票，全体臣民更可以在媒体上骂它，而且，一旦那边的不信任投票成功，这边还可以按一定的程序解散议会，并向选民竞争演说、宣传许诺，进入下一轮议会投票，谁赢得选民谁就可以作主。反观那时的中国，一个七品县令都是中国子民的父母官，子民一切皆由父母作主，问题是父母作的什么主呢?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一个父亲缺钱花了，就把十三岁的女儿卖给了一个残疾男人作老婆，双方成交价是三万元!闺女本来以为是走亲戚，看见人家发喜糖不知何故，打听之后，才知道这喜糖原来是自己的。总之，执政伦理上，中国传统政府宣传百姓是衣食父母，是载舟之水，而实际运作上，百姓其实是父母官的衣食，舟上掌舵人的尿池。

　　一句话，中国政府不是中国百姓的孩子，相反，中国百姓倒是中国政府的孙子。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构成中国这边打起孩子来下手会更狠，因为那不是你的孩子!甚至可以说，中国政府与中国百姓的伦理关系只能这样解释：不是你是它的后娘，就是它是你的后娘!而且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何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沿海百姓经常平静地围观自己的朝廷与外夷作战，用现在的流行语，百姓都是路过打酱油的。麦天枢对此评论说：“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给人的感觉，整个鸦片战争，英军步步胜利，大半功劳都得记在中国汉奸的身上!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组织战事时，给道光皇帝的折子中也重点谈到了汉奸问题：“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来”;最可恶的是，“每逢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道光朱批曰：“愤恨何堪，笔难宣述!”如果道光知道，中国百姓还掩护过当时的英国侵华全权代表义律和海军司令伯麦，不知道会气成啥?这是蓝诗玲考证出来的。她说，1841年7月，义律和伯麦乘船从澳门赴香港，台风把船刮翻，他们漂流到了一座荒岛上，并且幸运地遇上了两个中国人，两人同意收1千元钱，在天气好转后送义律他们回去。后来费用被他们涨到3300元，路上还遇上了中国官船，但两个中国人机智勇敢地把官船打发走了，之后，他们在澳门附近把义律等人转交给了一艘葡萄牙帆船。你说汉奸们眼里只有钱，也不好解释，因为他们知道义律与伯麦的身份，更知道自己的官府对义律与伯麦的悬赏各是洋银10万元和5万元!你说这两个中国人是一种什么精神?

　　中国百姓对于鸦片战争的纠结，并不仅仅止于这种政治伦理的严重不协调，更关键的是国门打开前后历史情境的巨大反差。如果是单纯的挨打也罢，你打我，我疼了，我当然恨你，长大能报仇就报，不能报至少能隔一阵子就骂你一句，比如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之类。但是这种中西文明冲突下的挨打，捎带着给国人打开了一扇窗户：原来日子还可以那样过，人还可以那样做!为了免于民族主义者对我着急上火，我赶紧说点具化的吧：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中国男人何时才能剃掉辫子，中国女人什么时候才能不必裹脚?中国百姓什么时候见了官员不用双膝下跪，中国牛驴什么时候才知道远行不必它们扬蹄负重?总之，鸦片战争之后，不只中国人民有了解放的希望，就是中国的牲口都得到了解放。这些事，不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滑行半个世纪之后才一点一点完成的吗?

　　当然，现在说完成有些违心。一句话，我们现在还是后鸦片战争时代，有些工程远远没有完成，有些历史的遗憾也没有梳理清楚。而这些，恰恰构成了蓝诗玲著作中我最看重的亮点。

　　虽然本书有部分删节(这删节就是后鸦片战争时代的确证)，但我还是从蓝诗玲的书中读到了不少令我眼前一亮的东西。这里试举几处：

　　第一，蓝姑娘明确指出：“马克思关于中国和鸦片战争的结论中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意思。”一句话，好多话语是拾自以前的一些中国观察者，但这并不妨碍中国这边的民族主义者把老马的论述奉为 “最权威的阐述”乃至“神话”，并且用这些论述来“解释中国近代历史”。读到这一处，我甚至能看到这个小洋娘们嘴角翘起的笑意来!

　　第二，那就是蓝姑娘对中国的列宁——孙中山同志的解读。在蓝姑娘笔下，孙中山同志简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中国式标本：在伦敦，他知道高度赞扬英国法律制度的优点;在日本，他会跟日本泛亚洲主义者一道严厉指责西方殖民主义对整个亚洲人种的残酷;为了借助中国秘密会社的武装力量，他会与他们歃血为盟;为了得到日、法、俄等国家金钱、武器方面的支持，他不惜慷国土与国家利益之慨，向对方许诺袁世凯都不敢许诺的东西!

　　第三，帝国主义话语范式之引进中国，孙中山居然也是始作俑者。也就是说，孙中山在决定与苏俄合作，引进苏俄资金、武器、训练等的同时，把苏俄的话语范式也给引进过来了，那就是：以后除了苏俄，英日美等狗屁国家，我们都可以一律概括为帝国主义侵略!其实在我看来，这个范式直到今天还由我们的主流话语学者僵硬地保持着。这样不管是面对中国历史，还是面对中国现实，这些历史研究者都可以多快好省地生产著述了——不光是自身智力的懒惰与道德的下降，还毁人不倦，直接影响国人的话语模式与逻辑思维，遗毒深远!

　　第四，孙中山临死前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不是不自由，而是太自由了。可能是为了拯救这个缺陷，所以他的继任者在他死后马上开始把这个有局限的领袖神话为本党的政治圣人。所以，伴随着国民党的大一统，思想与公共生活的大一统也开始出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首脑，甚至学校生活相比前朝祭拜孔老二也没啥本质区别。每个星期一，大家都得集中起来向他老人家的画像行三鞠躬礼，聆听宣读他的遗嘱，然后默思三分钟!唯一的区别就是不用撅着屁股叩头了，但鞠躬也得撅屁股不是?何况即使形式上不用撅屁股，党国也完全可以叫你在心里撅屁股。既如此，当年砸了孔家店闹革命，又何必?不就是给你换了个店主吗?

　　最亮的一处是，蓝诗玲说，国民党为了构建帝国主义语言范式，“篡改历史教科书就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具体咋篡改，估计不用我交待了，总之是要说服民众，把中国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外来的敌人，把鸦片战争说成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长期计划，“只有国民党能够拯救中国，因此国民党有理由要求中国人做出任何牺牲……”

　　这种种论述，直接亮了我的钛合金眼镜框，可惜英国淑女太客气、太委婉，这些亮点还得你睁大眼才能发现。如果你的眼睛比较雪亮，亲自瞧书去，可能发现的更多。只不过最后我想再说一句，我对它抱的期望可能太多了，所以最后还是有一点点小失望，就是这么厚的著作，前面大半部分，对我这个研究鸦片战争的人用处并不大，甚至她使用的好多资料也是我们中方的。而我所谓的亮点就集中在书尾部分，却感觉不够过瘾。相当于前面都是一般的小菜，后面才喝到几杯冰啤，痛快劲刚上来，就告诉我说菜上完了。联想到被删节的那些文字，难不成更多的痛快都在被删之列?难不成鸦片战争时代对我们并不意味着结束，相反，我们还处于那个时代，不曾完全走出?

　　(附：《鸦片战争》，蓝诗玲著，刘悦斌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