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焦虑”何处来

　　关于新闻，乔治·奥威尔曾在其二战日记中写道，比起审查，人们的政治倾向更有使新闻沦为一纸流言的危险。“对于每一件事，人们都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采取相信或怀疑态度，对事实本身却根本不在乎;而一旦政治方向转变，他们的观点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跟着改变”。他嘲讽说，随着英苏同盟的建立，那些反斯大林的人士将在一夜之间变成斯大林的坚定捍卫者。

　　奥威尔虽然很悲观，但我们还是要说，他那个时代的新闻，仍受制于人的掌控和调节之中，我们尚能“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采取相信或怀疑态度”。彼时，新闻还没有像70年后的今日那样，通过电台、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介，全面渗透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对于世界、社会、他人的了解，大抵是通过新闻而不是亲身经历来实现的。而我们的被动性，也恰恰诡异地表现在对新闻动态无时无刻的主动关心上。网络时代，谁要是断网三天，他所受到的煎熬，恐怕并不下于断水断电三天。

　　这种“新闻焦虑”，按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的说法，来源于两种心理。一是恐惧，害怕世事难料，风云骤变，而我们却没能及时抓住时机，洞悉疾病上身，股票被套，收入“被提高”。二是乐趣，那些政治丑闻、名人绯闻、灾难新闻，会在我们心里产生一股阿Q式的快感，从而将自己从忧虑、疑惑中解脱出来。这两种心理都以一个要件为前提，那就是作为一种无言的“先契约”，人们承认新闻是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主创力量。这种力量，会使政变的发动者务求攻占国家的新闻总部，而非美术馆、教育部或者著名作家的寓所;会使一国的公民对新闻中的造假、失实、偏颇，给予严肃的探讨，而非当成茶余饭后的奇闻轶事，聊备一谈、付之一笑。

　　阿兰·德波顿的新作《新闻的骚动》，显然有一种给新闻祛魅，或者说，去焦虑化的意思。并且，他还有更大的野心，即重新调整新闻之为新闻的定位。他写道：“质问新闻的重要性，并不是认为其无关紧要，而是想让我们的摄取更具自我意识……撰写此书的工作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不仅审问新闻的当下，也试图探寻其未来的方向。憧憬完美的新闻机构，并不意味着就此对当今媒体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无动于衷，而是希望借此挣脱我们过于轻易接受的一系列悲观假设。”当然，熟悉德波顿作品的读者还会意识到，本书也时不时飘出一点德氏标志性心灵鸡汤的味儿。

　　二　不应只关注丑闻

　　长久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界，通常以揭露官僚腐败、金融丑闻为其主要职能。而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更被视为政治新闻写作的最佳典范。德波顿对之加以赞美，但他同时指出，政治新闻不能仅仅停留于揭露腐败，因为大部分这类新闻，在“揭露腐败”和“推动政治透明和社会进步”之间，并不能建立起必然的因果关系来。如今的新闻，总给人“换一个领导或换一套领导班子，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的意思，这就好比是说，我们只要找到几个道德高尚、品行无亏的人，就可以建立完美和谐的社会了。

　　德波顿写道：“如果我们继续沿袭水门事件风格的新闻调查，只按照这种思路抓坏人，便有可能会错过许多隐蔽而重要的问题。我们将无法深入探究虽然不是个人造成，但更具系统性、毒性不相上下的整体性问题，而这些问题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像消极进攻与家庭暴力之间的关系：这些行为和价值观不动声色、不触法律，却能把生活摧垮，真可谓毁物细无声。”德波顿认为，新闻除了揪出那些个别的害群之马外，更应引导公众将注意力投向那些表面平淡无趣，实则更为严重和隐匿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制度性缺陷。

　　而对于那些抓着政治人物某些失态言行不放(醉酒胡言、打架斗殴等等)、置更重要的问题于不顾的新闻，德波顿则直接斥为采访记者的技穷：既没本事与采访对象面对面沟通，又对国家当下的问题欠缺敏感，还想通过这类新闻，作为自己才思枯竭事业失败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此基础上，德波顿提出了自己的新闻观。他说新闻将自己的目标定为权力的监督者，视野太过狭窄。新闻并不该只是警察局和税务机关的左膀右臂，“还是(或应该是)一个流亡政府，负责调研国民生活的各项议题，并着眼于抛出建设性方案”。新闻并不仅限于报道大学入学率、城市住宅面积、劳动就业状况，还应该追问大学课程设置是否合理、我们的城市为什么那么丑陋、劳动的目的、正义的本质、市场的正确职能，等等。“不管撂倒大人物本身有多么富有成就感和重要性，新闻调查的出发点，应该是尽力改善现状的愿望。”

　　三　名人崇拜不可耻

　　循着这个思路，德波顿对于那些名人新闻，给予了全新的解读。按照传统知识精英的看法，名人崇拜乃是大众价值观浅薄无聊的象征。但德波顿认为，在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里，名人即是那些“体现和巩固了最伟大最高尚的价值观，最能造福社会的人，因而，承认对某名人的崇敬应该是件引以为豪的事”。古希腊人，就热衷于将杰出的政治家、运动员、拳击手、艺术家们的形象，塑成雕像，而人们则可以将之引为好友、知音、指路人，作为充实和完善自己人生的楷模。一言以蔽之，名人崇拜，并不可耻。

　　但是，在一个组织并不完善的社会里，名人崇拜就是一件可疑的事情。人人都梦想发财，正常，但人人都梦想出名，则大大的不正常。一个达人、明星、好男快女各类选秀活动充斥新闻版面的社会，或许存在严重的问题———对成名渴望的心理，极有可能来自于公民尊严感、安全感的缺失。“如果一个社会里尊严和善待只是极少数人的专享，想要出人头地的欲望就愈加强烈”。因为，投票箱前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在与官僚机构打交道、在医院诊疗看病、在寻求救济保障时，同质同理的平等。这个时候，名人的声望，就会成为获得尊重、达成目标的有效手段。

　　因此，德波顿建议我们，当我们面对名人新闻，与其皱紧眉头，不屑一顾，不如换个角度，探讨一下其背后的成因。而新闻机构，则可大力挖掘这些东西，既要赞扬名人成名需要付出的智慧和努力，为社会树立正能量，也要深刻洞察成名的心理动机，做好相关调查，发现和揭露那些隐匿的结构性制度缺陷。

　　四　媒体不再中立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相较新闻审查，无远弗届的新闻洪水，可能更是一个问题。那些专制者、独裁者，以及民主社会中的政党，完全不需要新闻审查，而只要让其所欲转移、掩盖、遮蔽的事实，淹没在海量的新闻洪水中，就可以了。今天的腐败、火灾、毒奶粉报道，三个月之后，或许就乏人问津了。那么，问题果然出在我们这些受众的无知和冷漠吗?

　　德波顿认为不是。他说：“现代新媒体所发展出来的报道方式——— 重视真实精确、技术迅捷、客观中立、聚焦危机而几乎排除其他种类报道———却造成了一种全球化的狭隘，从而让我们纵览天下而又不甚了了;导致这种不当的知识不但没有拓展我们的好奇心，反倒还使其变得更为狭隘。”

　　德波顿对CN N、BBC等新闻机构所宣扬的“客观中立”原则嗤之以鼻。新闻再也不能用“客观中立”这样的遮羞布来开解自己，因为，人手所写的，怎么可能“客观中立”呢?况且，刻意贯穿“客观中立”原则，反而更不能让受众把握对新闻事实的了解和透视。“试行福利方案遭遇租户欠租激增”、“议会《堕胎法》修改提案未获通过”、“悉尼男子因食人和乱伦遭指控”……这些四平八稳的新闻报道，看上去好像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但又似乎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它们的确客观、中立，却让人感到困惑、乏味和分神。“当新闻无法通过其陈述技巧来抓取大众的好奇心和注意力，社会就无法克服自身的困境，从而调动民意，以引领社会变革与改良。”

　　五　争议之处

　　德波顿为革新新闻写作而提出的办法，把我们带进了本书颇具争议性的几个话题之中。第一个话题，是给新闻报道贴标签。他认为受众之所以对海量的新闻感到无所适从，乃是因为这些报道的讲述技巧太紊乱、琐碎和割裂，缺乏宏观可视的背景。他打了一个比方，说我们观赏一幅名画，若凑得太近，只会看到一些混乱模糊的色块，但若后退几步，我们就能看到全局。他建议记者撰稿时先给新闻“定位”、“归档”，使受众不至于凑得太近而一头雾水。比如，“试行福利方案遭遇租户欠租激增”，可被打上副标题“福利到底是提供了尊严和支持，还是默默促成耻辱的依附关系”，而报道内容，则可以从社区管理、住房政策、援助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加以阐述和论证。

　　不过，德波顿可能没有考虑到，给新闻贴标签将大大增加主题先行的风险。新闻事实并不总是即时性的，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其全貌，记者若是在一开始就给事件打上标签，就会陷入一种预期性的困境之中，符合预期的事实写入新闻，反之则剔除出去。简言之，焦点模糊的新闻固然很糟，但一叶障目的新闻可能更糟。

　　第二个争议性话题，是德波顿在否认“客观中立”的问题上，可能走得太远。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在新闻中表达偏见。因为，“就其纯粹状态而言，偏见不过是对人类社会的运作与繁荣的一种观点，并由此为出发点对各个事件予以逻辑一致的评估。偏见就像掠过事实的一枚镜片，引入一整套用来评判想法和事件的价值观，(我们可以)采用其中较为可靠和有益的部分。”德波顿建议记者和受众，用精神分析法，或者从狄更斯、惠特曼、简·奥斯丁等作家的角度，去撰写和阅读新闻。

　　但问题在于，普罗大众之中，有几个人能够在新闻中发现偏见这枚“镜片”，还能对它的屈光度作出精准的分析，读出那些狄更斯、惠特曼、奥斯丁们的内容来?

　　德波顿在重新定义新闻机构的职责(调研国民生活的各项议题，着眼于抛出建设性方案)时，过于强调文学性的写作技巧。他说新闻是一门宣传的艺术，“致力于将概念灌输到人脑的学科”，因而，比起精确收集信息的能力，记者更应当在语言、细节、修辞、节奏和结构上下功夫。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精确性，改变一则事实，删减一个细节，压缩一段引述，变更一个日期，“以达到比精确更高的目标。”

　　德波顿欲把新闻提升为真理，我们要说，其心可嘉，但他为支持新闻“偏见”所作的辩护，理由却未必站得住脚。的确，在现实中，不无经改变、删减、压缩、变更后的新闻，最终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提高人类福祉。但我们要问，牺牲精确性的底线在哪里?当我们一再强调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必备要件时，一段经过修饰的新闻，是否真能绕过程序正义的质询，而直抵实质正义的光明前景?

　　这些问题，德波顿都没有回答。和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新闻的骚动》提出了一些饶有趣味的观点，做了一些不无“槽点”的分析，下了一些值得商榷的结论，还顺带熬了一锅德波顿特有的心灵鸡汤。不过我们还是要说，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的。